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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部分（第1页）

问彤光、莲芳同志好。

敬礼

郭影秋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2、梁兴初：湖西脱难忆罗帅

罗荣桓元帅离开我们二十一年了，但那高度的原则性和无私无畏的精神，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罗帅无论是执行党的指示，还是处理各种工作，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问题，他总是敢于纠正，敢于负责，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使我终生难忘的，是罗荣桓同志在山东纠正“湖西肃托”事件，把我从错误政策的刀口下救了出来。

一九三九年春，罗荣桓同志率领115师进入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那时，我们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活动在微山湖以西地区。我是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队长，王凤鸣是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他又是湖西地区军政委员会书记。这年夏秋之交，他伙同地位组织部长王须仁在湖西搞起了“肃托”运动，他们采取逼供信的办法，仅一个多月，在地方上就杀了好几百人，而后又把运动扩大到军队中来。十月中旬，我带着部队从济南前线回到湖西。王凤鸣突然派人把我抓了起来，说我勾结徐州的日本人；还给他们发过电报。那时，王凤鸣他们“肃托”肃红了眼，根本不听我的申辩，一口咬定我是特务，还要我供出同伙。同时，他还把四大队所有营的干部和部分连的干部抓了起来，搞得湖西地方和军队人人自危，许多人被迫逃离，仅我们两千多人的四大队，一个星期就跑了六七百人。我被抓后不久，有人偷偷地告诉我，王凤鸣很快就要对我下毒手了。我一再要求见王凤鸣和向上级写报告，都遭到了拒绝。

正在我毫无生望的时候　，一天晚上，警卫排长利用查哨的机会悄悄告诉我：“罗政委来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惊喜万分，立即想起了一九三O年大抓“AB团”。他不顾一些人的反对，指示我们红十二师一次就放了三十多人。想起当年刀下救人罗政委今天又来到身边，我觉得自己有救了。

第二天一早，我被带到罗政委的住处。一见到罗政委，我无法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满肚子的委曲一下子涌上心头，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并要给罗政委跪下。罗政委的警卫员一把拉住了我，让我坐在凳子上。罗政委说：“不要哭，有话慢慢说嘛！”接着，罗政委问我“肃托”是怎么搞起来的，又问我是怎样被抓起来的，给日本人发电报是怎么回事。我一一向罗政委作了汇报，并气愤地说：“我没有电台，四大队的电台和译电员都由王凤鸣控制着，我怎么能发电报呢？”罗政委又向我了解了一些情况，然后肯定地说：“我都清楚了，你没有问题，放心回去好好休息，还要准备带兵打仗。”短短的几句话，犹如一团火燃着了我的心。临走时，想说几句感激罗政委的话，可是鼻子发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罗政委的亲自干预下，“湖西肃托”很快被制止了。

事后，我才知道，王凤鸣在四大队搞的这一套，根本没有向北115师师部报告过。还是在十月初，我们配合杨得志同志的部队在济宁以北作战时，杨得志同志曾问过我“湖西肃托”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这几个月我经常在外作战，不了解具体情况，只知道杀了不少人。战后，杨得志同志将此情况报告了师部。罗政委当即给支队部及王凤鸣发了电报，要他立即停止杀人，一切问题等罗政委到后再定。随即，罗政委和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同志从抱犊崮山区出发，穿过津浦路和几道封锁线，行程几百里，星夜赶到湖西地区，纠正了“肃托”的错误，并进行了善后工作。

这件事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每每想起，总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如果不是杨得志同志及时报告，如果不是罗荣桓政委果断处理，我早就成为“湖西肃托”的冤死鬼了。

（原载1985年《星火燎原》第二期）

3、郝中士谈湖西“肃托”事件

湖西“肃托”事件是1939年8月开始。

事件发生地区：中国共产党苏鲁豫区党委下属湖边地委活动的微山湖东边与西边，现在的鱼台县、单县、嘉祥县、金乡县、邹县、滕县、奉县、沛县一带。

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当时抗战期间干部非常缺，为培养基层干部，湖边地委办了一所干部学校。参加学习的主要是地方干部，也有少量军事干部，学员中大多数是丰县和沛县的回乡知识青年。由于城市被侵华日军占领，这些回乡知识青年既不能在城市读书，又不甘心在农村当亡国蚁，所以他们的抗日热情很高。

这时侯发生一个问题。本来地委规定学习站束后，根据斗争需要学员统一分配，从哪地方来不一定回哪地方去。快到毕业时，学员中出现了不愿分配的现象，提出从哪里来回到哪去的要求。这样，学习未结束，学员就闹情绪。这件事引起了湖边地委的重视。地委书记李毅当时正患恶性疾病，不能主持日常工作，把这件事交给组织部长王须仁处理。

本来只要做思想工作，好好动员一下，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因为青年人热血满腔，都是为的革命和抗日斗争，虽然有狭隘的地方主义，想回到家乡好发动群众，仉昆人口标还是一致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是，后来把问题搞复杂了，错当成了敌我矛盾。

王须仁到干校来调查，说发现有坏人在幕后活动。坏人是谁呢？说是有两个人，一个是教员魏定远，另一个是学员曹广善。于是将二人逮捕，刑讯后，搞出个“托派”组织。既然有“托派”组织，于是提出要“肃托”。早在三十年代，苏联斯大林为排除反对自已主张的托洛茨基，以背托洛茨基叛列宁的罪名，不仅驱逐了其人，还在全国大搞肃清托洛茨基分子。这件事也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当时所谓党内理论权威的康生，就在延安《解放》杂志上发表过“肃托”文章，在党内造成了神秘的色彩和不安的情绪。王须仁提出了要“肃托”，在

当时确是耸人听闻，也引起人人自危。

魏定远是河南省南阳人。抗日战争开始，曾经到山西省参加八路军随军学校学习，学习后回沛县参加地方工作。湖边地委创办干部学校的时侯，王须仁代表地委在沛县物色教　员，亲自把魏定远要到千校。干校负责人是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兼任的，他只挂个名，日常工作交由非*党员魏定远负责处理。按说，王须仁对魏定远是很信任的。其实，魏定远到于校工作后，有些事不听王须仁摆布，两人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曹广善是沛县孟桥人。1933年到1939年间白区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时，据说他曾自首过，以后在家乡当了一名小学牧员。抗日期间，曾有一度和我们对抗。沛县当时分作七个区，他在三区栖山。*沛县三区书记胡传耀与区委员在三区活动时，曹广善就与他们对抗过。因为曹广善自首过，王须仁便把他作为叛徒来打击。说他和魏定远是敌人，是有意搞破坏。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１１５师干部配备问题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

山东分局的同志离开湖西后，于1940年3月派了一个调查组去湖西；6月，写出了《关于苏鲁豫边区肃托斗争的总结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暗害分子王须仁等人的罪行；同时发出《关于总结第五区党委肃托斗争的训令》，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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