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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敌人来反扑3次，第2次我们打死了37名敌人。

到达我们的穿插目的地41号高地后，发现不远处有敌一个公安屯的营房大院。事后才知道，那里有敌官兵100多人驻守，由一个大尉指挥，叫105公安屯。营房是法国人修的，是个四合院，修在一个山包包上。大院墙外有三道堑壕，堑壕外有铁丝网，营房下有地道，通外围工事。

这个公安屯自1979年以来多次参加驱赶迫害当地华侨，袭扰我边境，是反华排华的急先锋，受到过越南国防部的表扬。我们缴获了他好多乱七八糟的“荣誉”旗帜。

开始，它主动向我们占领的阵地射击，我们根据它的火力判断，以为不过三五十人。

收拾完者阴山主峰的敌人后，我们决定把这个公安屯拿下来。

我们的炮打得很准，都在敌营房大院内爆炸。

攻击时，一班长李德利把爆破筒压在铁丝网上，自己压在筒上，让战友们从他的背上踩过去，越过铁丝网。

炮击停时，我们一排已到了敌人大院门外。（原二连指导员吴道文说，排长陈寿禄是第一个冲进院子的。）不，是战士苏良轩最先进了院子。这时，院子四角的岗楼的各种火器一齐响了，大概敌人也从躲炮的坑道地洞里钻出来了。拼命用火力封锁院门，同时向我们射击。院子里，唯一可让我们藏身的只有一个靠墙的洗衣服的水泥台下方。我们钻进去了，很快就被一阵泼水似的弹丸和烟尘罩住，一动不能动。

苏良轩是火箭炮手，扛来了40火箭筒。他瞧我笑笑，向一个岗楼火力点瞄准，但他的背抵着墙，他可能考虑到火箭尾部喷出的火会烧着他自己和战友们，突然滚出了水泥台，在毫无掩护的地方向敌发射。这时，我正全力向敌人射击，等注意到他时，只见一个碉楼飞了，正是苏良轩一发火箭弹将它击中，弹丸是从射孔里钻进去的。他没有再退回来，就地装了第二发弹，我正想喊他，提醒他再退回洗衣台下装弹时，第二发弹从他手里飞出去了，又摧毁了敌人一个火力点。他滚回来了，但火箭筒已无力带回，它留在原地被敌人的子弹打得乓乓的，筒口冒着一丝丝烟气，原来，他已身中数弹。这时，敌人由于两个碉楼被打掉，其它两个也就有有气无力了，我们排又冲进来几个人，领头的是李胜安，他们没在院子里停留，一口气冲进了房子。见敌人慌张地滚进了射击孔旁的地洞，他又跟着进了洞，朝里面猛扫……。

苏良轩在洗衣台下大口喘息着，眼睛还是盯着几步外的火箭筒，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来不及对他说什么，来不及安慰他几句，鼓励他几句，我只是拍了拍他的肩头，就趁敌人碉楼射击稀疏时冲进了房子里，我要去指挥那里的战斗。

我刚离开那里，苏良轩又一次滚出水泥台下，来到他的火箭筒旁，再一次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在他又装上第三发火箭弹，向敌人瞄准时，身中数弹，火箭筒从他手里滚落了。二班长张观德将他抱住，拖到水泥台下，他紧紧抓住张观德的手，摇了摇头，带着深深的遗憾闭上了双眼。

苏良轩是四川渡口人，1982年入伍，父亲是攀枝花矿山工人。

我们很快占领了房子，但敌人都顺地洞跑了。我们先朝地洞扔手榴弹，扔炸药包，打火箭弹，接着往里面冲。地洞里黑糊糊的，我们为了减少意外伤亡，采取一个小组火力掩护，一个小组往前搜索，交替前进，逐个暗道搜剿。敌人在暗道里留下了27具尸体，在炸塌的几个洞里压死了多少人，我们就无法清理了。

通讯员徐得利在地洞搜索中走在最前，也是最先开火。大家跟在他后面，牵着一根尼龙绳走。走着走着，他觉得脚下响声不对，伸手一摸是一块四方形盖板，他掀开盖板，先是一颗手榴弹、接着又是一梭子，随即传出一声惨叫。他端着枪摸进去，里面又暗又臭，忽然，绊着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顺手拉将起，是一个人。拖到亮处，才见那人还活着，但只有眼睛还轱辘转，嘴吧一张一张的，没等我们抢救就闭气了。这人领章上戴着绿底板白花花的牌牌，我们不认得，估计他是个官，后来把这个人的衣服领章交上去时，才知道他是个大尉，原来还是个营长。

我们在这里缴获了无线电、有线电通讯设备，还有大量粮食，军需品、武器弹药等。

带领我们打这一仗的是副连长耿德谦，他很有经验，我那时代理排长，除了冲冲杀杀，基本上不懂指挥。

父母丢下我，要我自变蛟龙

………孟兴祥（连长）

采访结束后，我到处宣扬，孟兴祥的事迹如当时报导出去，他和他的部队一定名扬天下！当时各级介绍的采访对象名单上，却都没有他。在为我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想发言，头一句话有三个“反正”，反正我们在最前面、反正我们的战果很大，反正……我觉得他的样子可爱。但可能文化低些，不善言谈，也就没细心倾听。后来，主人安排我到他的宿舍午休，发现他那里贴满了字画，有很难认的篆书。我问谁写的，他笑了笑。我又问谁教你的？他敛住笑，咬住嘴唇，开始了他以下的谈话。

我父母亲爱写会画，都在楚雄教中学，都是模范教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刚记事，家里一会来一群人，带红袖套，见了父母就罚跪、就打、就捆绑、挂黑牌子，开始我哭，人家说，父母是坏人，我也就不再怨打的人，只怨父母为啥不当好人。

父母两膝跪烂，全身是伤，伤口生蛆了，爬满床；造反派还是来打，用鞋子打他的伤口，在他背上安钉子，母亲伤轻点，但也只能扶着墙、桌子一步步挪动，去给父亲和我做饭。医疗是谈不上，吃的都是汤汤水水。

没人来，父亲就盯着我，向我招手。我不过去。怕蛆婆子……

1966年2月25日，我5岁半。妈妈给我穿了一套新棉衣，是旧衣改的。对我说：我们管不了你啦，靠你自己长大成人啦，自变蛟龙啦！……父母把我抢过来夺过去，抱住大哭，把新棉衣浇了一层泪水。

他们就在这同一天死了。父亲四十，母亲小两岁。

我有个哥哥，后来就是哥哥带着我，求乡邻亲友接济，和要饭差不多。父母死后，我越懂事越不说话，所以现在还有点“结”刚到部队“结”得更厉害。

1980年，我正读高中，成绩在我们那乡村中学第一，父母的平反通知书下来了。我才知道父母就“坏”在年年当模范，被人嫉恨，说他是黑典型。政府的人说，你们家什么也没有，也没什么退赔的，给你优待一百元钱吧！正招兵，我对哥说，那不如优待我当个解放军呢！就这么我当了兵。

对部队，我什么都满意。没人问过我父母干啥的，我也不说那些事，再看不到异样的眼光，在家，不管父母平没平反，我总觉得人家看我的眼光不同些。部队吃饭管够，小时候我见过筑路工地这么吃，晚上做梦都梦见大锅饭。指导员讲课，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四人帮”，我听起来真舒服，胜过看电影。

反正，我没觉得部队哪点不好，哪点苦。

守老山，从来不知什么叫“苦”的我也觉得苦了，受不了了。

我们排守着一个前沿阵地的突出山包。敌人丢了这阵地后，不服气，天天打炮。原来这里是水桶粗的杂木、碗口粗的竹子，密麻麻的，不久被炸光了，泥巴又翻了几次，满山头都是浮土，一掌能插下多深去，几乎每晚上都有敌人特工来偷袭。

我们在山包上修了工事。但不论白天晚上，大部分从都不呆在工事里，分散在各处监视敌人。顺交通壕走到尽头，再刨开浮土，把自己藏进去，只露出半个头，两只眼。因这山上很少见晴，总是雨雾濛濛，只能看出三五米，不这样你就不能及早发现偷袭的敌人。

每个人都是日夜在泥水里泡着，关节都红肿了，接着是烂裆、长疮、长湿毒。上岗时不能直立行走，只能爬。上岗后，几个近哨位互相用电线拴住裤脚，随时拉动联系，怕睡过去，也怕昏迷，因为发生过几起躺在哨位坑就不省人事的情况。

很少能吃上热食，主食是压缩饼干，喝的是缸碗盆钵接的雨水，后面供应不上，运送物资的军工每次来都有伤亡。有一次送来一麻袋“热”饭和肉食，大家吃着有点馊，还有股汗味，可一点没剩下。

来过一个新华社记者，也来过我们师参谋长王继堂。他们都说，我们攻守老山的艰苦程度如果不是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的，也是少见的。记者照了一些照片，说是拿回去登报，后来没见登出来。我想也不好登，我们那样子太可怕，一般人不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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