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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积极向欧洲以外地区传教，以弥补天主教势力在欧洲的后退，新教积极在东亚传教要等到19世纪后。而英文的“Christian”一词，译者将其译成耶稣信徒，包括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不译成基督教徒，以免被误解为单单指新教信徒。

它变成幕府采取行动对抗该威胁的焦点。这行动不仅针对西洋人，也指向信耶稣的日本人。如同当时的刑罚一样，幕府的行动是无情的，尤其对日本耶稣信徒。

在17世纪初期，幕府加强迫害他们。许多被怀疑是耶稣信徒者被要求用脚踏上有十字架像或类似耶稣象征的铜制平板。有些人仍然坚守信仰，即使用来迫使他们放弃信仰的刑罚很恐怖，例如挖眼球、在父母面前折磨其幼儿。死刑执行也同样可怕，行刑方法包括钉十字架、用锯子斩首或丢进沸腾的热池里。

迫害的高潮是1638年靠近长崎的岛原大屠杀，多达35000人被幕府部队屠杀，包括男人、女人及儿童，他们大多是耶稣信徒。这不是纯粹的对耶稣信徒的迫害，同时也是为了敉平民众因不满纳税与反抗一位大名而引发的叛乱。无论如何，屠杀的原因被忽略了，而该事件有效地终止了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在日本的公开活动（虽然有些人仍秘密信仰耶稣，尤其在长崎地区）。从1640年起，所有日本人必须到佛寺登记，以证明他们不是耶稣信徒，这一规定也有助于监督人民。

第一节　稳定才能够生存（5）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传教士在1614年被驱逐出境，但西方商人继续被允许来访甚至居留。然而，幕府逐渐感觉外贸带来的不利超过利益。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外贸不仅让幕府时常担心，而且某些大名借着参与外贸致富对于幕府也是间接威胁。甚至早在此阶段，幕府就基于经济动机希望保护国内商人免于过度的竞争。

至1639年，所有西方人已被驱逐出境或自愿离去，惟一的例外是荷兰人，但他们仅仅被许可居留在长崎港内的小岛——出岛。假如幕府未高估英格兰天主教会的势力（天主教徒在英格兰占少数），英格兰可能也会被允许继续跟日本贸易。荷兰人为了独占对日贸易特权，可能故意误导幕府。其后两个世纪，日本有效地闭关自守，而荷兰人连同中国人与朝鲜人，是惟一获准跟日本交易的外国人。这是后来被描写为锁国时代的时期。

这情况不单是外国人被禁止入境日本，因为幕府似乎拒绝任何形式的舶来事物。从1635年起，除了极少数例外，日本人不被允许赴海外旅行，而当时正在海外的日本人被禁止回国（人数约10万人，大多在东南亚），违反者将被处死。至此阶段，航行海洋的大型船只的建造也被禁止。

锁国令发布时，海外日本人人数多得令人吃惊。日本商人（与海盗）航行远至印度洋与澳洲以北的阿拉福拉海。也有许多日本人实际居留海外。在菲律宾有大约3000人的日本人社区，有许多日本人在暹罗（泰国），日本人居留地点远达塞兰（Seram，今日印尼东南部）。这些人最后与当地社会同化。H。　Frei估计在1604年至1635年之间有大约10万日本人赴海外，其中约1万人可能永久定居当地。与朝鲜的往来是例外，日本在釜山设有倭馆。

获得授权在沿海从事贸易的船只必须展示幕府发给的官方印信。这印鉴通称为“丸”，至今日本船只名称最后一字仍用“丸”。

西洋人的到来加上接着展开的国家统一过程，有助于使日本人产生国家意识。南方的琉球群岛与北方的北海道在17世纪初开始被编入日本版图，使得当时的日本的地缘政治形态很接近今日日本。当时日本的世界地图（改造自中国事物的另一例子）显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而非日本。很明显，德川时期的日本至少暂时没兴趣跟他们眼里的次要国家过多交往。对于德川统治者，锁国也是安全得多的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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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武士与伦理（1）

当全国进入持久的稳定与和平阶段，甚至没有任何真正的外来威胁时，武士开始变得过剩。尽管有农民叛乱要敉平，要维持主君的名誉，以及有少量的治安工作要做，但没多少工作给真正的武士做。他们反而变成官僚与行政人员。他们的战斗变成仅仅是纸上谈兵。

在社会秩序中占据上层阶级的这些人，为其几乎寄生的生活感到万分困窘。他们抓住任何机会以实际行动证明其勇敢，他们卖力至可笑的地步来证明其存在。有点儿讽刺的是，武士理想——武士道的某些最清楚的表现却出现在这个武士无事可干的时代。

每个日本人都知道四十七浪人的故事。所谓浪人是指被免职或主人被处死或降级而变成没有主人的武士。德川时代有相当多的浪人，流浪乡间为村民带来麻烦，或让当局担心。然而，四十七浪人被视为是武士道德的体现。

1701年，他们的主人播磨国（今日兵库县）赤穗城藩主浅野长矩（1665～1701），难以忍受幕府典礼长吉良义央（1641～1703）的侮辱，拔剑砍伤后者。在幕府将军的城堡里拔剑是死罪，他被迫切腹自杀，而其领地被没收。这时变成无主的武士家臣之中有47个人，发誓杀吉良为主人报仇。他们隐藏意图长达两年，假装过放荡生活，然后趁其不备时袭杀之，把吉良的头颅砍下来，挂在其主人的坟墓上。

虽然他们的行为被视为武士道的模范，但他们因私自执行法律而被迫自杀。在学者们讨论与民众争论本案之际，他们集体切腹自杀。他们被埋葬在东京泉岳寺，现在已成为观光胜地。

本时期问世有关武士道的作品至今仍受欢迎，包括1716年的《叶隐》与1643年左右的《五轮书》。然而，最有趣的作品之一是本身也是浪人的山鹿素行（1622～1685）所撰写的。他曾是四十七浪人之中一位浪人的教师。

山鹿或许是最先将武士道视为全面哲学的人。

许多人追随山鹿，包括近代的一些人。比较出名的是新渡户稻造（1862～1933），他在1905年用英文发表《武士道：日本之魂》（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一书，试图向世人介绍日本，他认为武士道是日本的民族特色。

在其各种著作中，他强调武士道的要素，诸如忠诚与自律，以及艺术学习与培育的重要性和整个人的全面发展。特别强调了解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与了解如何适当地跟人交往。山鹿也为武士在当时社会显然缺乏功能有用性一事辩护。他认为，武士免于工作使得他能专心培养伦理德性，因而作为社会的模范，假如必要的话管教不完美的人：

武士不用做农民、工匠及商人的工作，可以专心修道；假如平民的这三种阶级之中有人违反伦理原则，武士可以立刻惩罚他，以维护全国适当的伦理原则。

这里提到道德，但它不同于西方概念的道德。它仍然不是善与恶的问题，而是在社会关系与秩序的背景下做被期待的事。如果踏出界，那么他将立即受到惩罚。

山鹿的著作中也有浓厚的儒学气味。儒家很关心个人应了解他在社会中的地位，遵守伦常关系，尊重秩序，尽个人的责任。由于有这些价值，德川幕府复兴并促进儒学。然而，在某些方面，儒学受到修改以适合日本的需要。例如，中国儒学容许忠于良心，但在日本它被局限于忠于个人的上司。幕府任命一位儒者为顾问，而在幕府的支持下，江户设立一所太学讲授儒学。本时期产生许多著名的儒者，诸如林罗山（1583～1657）、山崎闇斋（1618～1682）、新井白石（1657～1725）以及荻生徂徕（1666～1728）。

儒学的一大影响在于性别认识与两性关系的引申。1716年的《女大学》一书教诲女性的“五不德”——不顺从、不满、毁谤、嫉妒、愚蠢，并倡导男尊女卑。该书指出：

无疑的，十女有七八人有五不德，而正因如此才产生男尊女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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