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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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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贵的“原创”（2）

如果说资料搜集考验的是编导笨功夫基础上的用心发现，撰写节目串场需要考量的则是编导全方位的人生体悟。杨澜对串联词有着极高的要求，既要以独到的视角切入，又要语句简短且信息量大，还需要有戏剧性的冲突。面对《杨澜访谈录》的高端嘉宾，每一个人物都是某个领域的翘楚，如何将他们的人生用几个串场进行精到的勾连，这让初任编导的金嘉楠一度陷入每临撰写串场，就紧张得失眠的状态。往往是将熬了一宿的串词交给杨澜，温和的杨澜只是慢慢地说，“这样写可不行啊。”然后是一句话一句话地修改，最后几乎百分之七八十的语句都被修改掉，这样的失败感总让金嘉楠非常受伤。作为一名善于学习的年轻人，她一直对于杨澜的现场提炼能力保持着好奇，当别人用“聪明”形容杨澜的时候，2002　年夏季的新加坡之行让她看到了杨澜聪明背后的“笨功夫”。

从上海起程去机场的路上，杨澜就开始抱着一摞厚厚的资料认真阅读，几个小时飞行过后，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的杨澜还在阅读，只不过手里换了一本厚厚的李光耀传记。因为从出舱口到机场出口有一段距离，推着行李车的杨澜还在抓紧时间阅读。旁边的金嘉楠犯起嘀咕：这次是采访儿子李显龙啊，怎么看的是他老爸的书啊？此时的杨澜完全不理会身边的嘈杂，只顾边走边继续读书，金嘉楠此时注意到由于连日的疲惫，杨澜此时的面孔显得异常的憔悴，行程匆忙让她连墨镜都未来得及携带。直到上了接站的车辆，漫长的阅读过程才

告一段落。而就在去往住宿酒店的路上，杨澜又抓紧这个空隙与同行的节目组人员交流了采访细节。

“您父亲曾大力提倡亚洲价值观，但在金融风暴后，它受到了质疑，甚至有人把它总结为CCN：　Corruption；　collusion　and　nepotism，即腐败，官商勾结和任人唯亲。你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它吗？”2002　年8　月30　日，在新加坡财政部的一个会议厅里，当杨澜与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大臣李显龙面对面，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样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时，金嘉楠才终于理解了杨澜一路努力的终极目的。

《杨澜访谈录》对人物的解读在一个恒定的系统标准之内，并不是散点式地四面开花。在海量信息之上进行观点提炼，进而完成对嘉宾的“人物分析”，是蒋昌建和他的复旦团队致力去做的核心工作。“明日的创建，今日的改变”是《杨澜访谈录》最初的口号，作为总策划的蒋昌建对节目的期许不仅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还有“影响那些想成为有影响力的人”。虽然当时的《杨澜访谈录》处于有限制落地的境况，但他所做的就是依据节目的定位来圈定嘉宾范围，提供人物分析，并从目标观众的心理出发，拟写出采访提纲，给予杨澜更加宽泛而深刻的参考信息。

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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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新年伊始，国际传媒巨头贝塔斯曼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　米德尔霍夫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一周时间内他与中国传媒领域的最高主管部门频频接触，为贝塔斯曼在中国市场的业务拓展积极活动，米德尔霍夫还向有关部门表示：“贝塔斯曼分布全球的营销渠道将鼎力支持中国的文化产品在海外市场的拓展。”

1　月20　日，托马斯·　米德尔霍夫在上海接受了杨澜的专访。同为传媒产业经营管理者的身份，使得两人的谈话既轻松又深入。当杨澜提及米德尔霍夫的博士论文《信息时代的规划问题》，他惊呼道：“你竟然知道！”这篇完成于20世纪80　年代的学术文章，暴露了年轻的米德尔霍夫对于新兴媒体的大胆预测和浓厚兴趣。正是在这个思维的支配下，1994　年他以贝塔斯曼CEO　的身份，带领这个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与美国在线合作开展欧洲业务，2001　年又收购了提供音乐免费下载服务的Napster　公司，21　世纪之后的米德尔霍夫又在为争取贝塔斯曼2005　年成功上市多方游说。谈到中国，米德尔霍夫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有成熟的市场，而在中国我们会看到市场在成长。除了扩大与中国印刷企业的合作，我们甚至希望涉足广播电视业务。”

一方是欲拓展在中国的传媒业务，一方是想将中国的业务扩大到世界，没有经过太多的磨合，贝塔斯曼与阳光文化就达成了书面的合作意向。2002　年6－7月，双方兼并重组的方案已经进行到了连办公室的座位都已经划分好了的阶段，一个跨洲际、跨领域的大型媒体集团即将诞生在世人面前。7　月26　日，星期五，在德国柏林，杨澜与米德尔霍夫完成了最后阶段的商谈。7　月28　日是个周末，就在这一天，米德尔霍夫突然被贝塔斯曼集团解职，这位CEO　如“外星人”一样消失了。陡转直下的局面让杨澜错愕不已，但也深感无奈。原来在公司是否应该上市这个问题上，作为CEO　的米德尔霍夫与家族的拥有者之间产生了重大的不可调和的分歧，积聚已久的矛盾恰好在这一天骤然爆发。

“外星人”消失，阳光文化重归现实。多年之后，杨澜将这一幕称为“充满戏剧色彩”的一幕。但如此荒诞的情节出现在2002　年是有其合理性的，就好像米德尔霍夫成为“被革命的革命者”，贝塔斯曼集团的保守派重新坐庄一样，对于“网络”概念的冷落与时代大背景紧密相关。始于2000　年的网络泡沫在2001－2002　年愈演愈烈，有媒体这样描述：2000　年，或许只是互联网的冬天，2001　年却是整个IT　业的冬天，2002　年，“冬天”再度成为挂在人们嘴边的一个词。

信息技术的冬天、电信业的冬天、股市的冬天，一连数个冬天使我们身处的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寒冷。这对于以“网络”和“电视”概念出世的上市公司阳光文化显然是一个太过冷酷的发育环境。再加上中国传媒市场仍然处于有限度开放，此时的阳光卫视无法实现在中国珠三角地区的落地，广告来源自然受限。

中国内地有线电视收费平台的缓慢推进更是粉碎了杨澜先前的乐观估计，依靠有限的收视用户，阳光卫视根本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一面是经营的困境，一面是烧钱的理想，永远尊重妻子精神追求的吴征，就内容制作方面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独立意见。在他看来，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时代，实现电视节目的差异化、品质化可谓势在必行，但就生产模式而言，

吴征并不赞同杨澜的“原创”概念。作为一个成熟的商人，吴征考虑的是在确保节目质量的同时还能做到成本控制，毕竟原创要面对未知的风险和巨额的负担。对于一个刚成立、尚未成功落地的电视频道，比较适合的赢利模式是用低价格购买电视节目，“很多节目可以买，干吗要自己辛辛苦苦做呢？自己做，成本那么大，靠广告短期根本就无法回收。”面对丈夫的异议，杨澜依旧是对理想的坚守：“我们要耐得住寂寞，一个卫视频道总要有生长期。”

但生长期的延长需要的是巨额资本的投入。面对妻子的执著，吴征还是妥协了。看到妻子为新生的阳光卫视所付出的心血，吴征下定决心，准备通过资本运作为杨澜解决最为关键的资金问题，他不能眼看着爱人的理想之行，因金钱的羁绊而步履蹒跚，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光水合作”、“阳光四通”等系列的跨界合作。吴征进行的资本运作，并不是单纯的财富“滚雪球”，这其中都有一个归根结底的目的，就像他面对《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坦言的那样：“只是想给杨澜一个更稳定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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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在石头上轻松睡觉（1）

我前后三次采访台湾“云门舞集”现代舞团的创始人林怀民先生。第一次是在1993年，那时我所主持的《正大综艺》是第一个把台湾从北到南“走透透”，系统介绍台湾风土人情的节目。我在台北郊区长满荒草的山上采访林怀民时，他正吩咐舞者们利用排练空隙，采摘练功房旁边池塘里盛开的荷花，运送到香港，作为即将在那里上演《九歌》的舞台布景。第二次是在2003　年，还是在台北，那间铁皮屋顶的练功房依然孤独而倔犟地站立在山草中。我正感慨舞团练功条件的简陋，他却像看着自己心爱的宝贝似的述说它的种种好处：安静、接近自然、锻炼舞者的承受力。第三次是2007年他带领舞团来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水月》、《行草》和《红楼梦》。

已经60　岁的他，眼神依然清澈明亮，说起话来手舞足蹈，容易激动。他说自己年轻时脾气很急，为了排出舞团的第一部舞剧《薪传》，对人对己都到了苛刻的程度。一次他看到两位舞者在应该排练热身的时间还蹲在外面吃面，就冲上去演讲了一番排练的重要性，说你们这样不珍惜自己，那还跳什么舞！说着手掌啪的一下敲碎了旁边的玻璃窗，顿时血流如注，但他还在继续慷慨陈词，说我们要创造自己的现代舞剧需要克服多少困难！场面骇人而悲壮。谈起这些，林怀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曾经由于缺乏资金，舞团几近破产，他也心灰意冷放弃过。一次坐出租车，司机无意中提到自己看过他们的舞蹈，很喜欢，要林先生加油。林怀民就因这样一句话呆住了，泪流满面，当下决定从头再来。

如今云门已有160多个舞蹈作品，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舞团，林怀民也因成功地将中国文化转化为能与世界沟通的身体语言而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编舞家之一。如果说他早期的作品更多地表现了祖先不屈不挠的奋斗史，而后10年的作品则更多地在追求一个“静”字。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静，成为人们的向往。为了演绎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让“静”成为心灵与身体的一种自然状态，他让演员们放低重心，练习太极、吐纳、书法、静坐。为了体验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就是让舞者们在河边被水冲刷得光溜溜的大石头上躺下来，放松身体，看谁能先睡着！你一定要完全放松身心，让肌肉顺应石头的弧度，把石头变成一张天底下最舒服的床。居然，舞者们做到了，他们先后安然入睡，也许是因为林怀民的这一番催眠，更大的一种可能是：他们真的累坏了！如果你看过《草书》或《水月》，你会被那其中充满动感的静谧氛围感动，仿佛自己的呼吸也随着舞者的吐纳变得深沉悠长，或随着他们的腾转挪移动静相宜。

艺术家大多有流浪者的内心，无法忍受按部就班的生活，即使身体安顿了，精神还是需要漫游，永远在寻找什么。因为这样寻找是劳筋骨、苦心智的，所以总有那么一些阶段，他们让自己和周围的人很不舒服。按作家刘震云的说法，就是“拧巴”。他们与命运的关系这就像林怀民的那个实验：躺在石头上睡觉。看起来光滑的大石头实际上并不平坦，何况生硬，先是怎么躺着也不得劲儿，后来发现，你没法改变石头，也不需要改变自己，你只需要找到两者相适宜的角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谁能在石头上轻松睡觉（2）

有时，大时代会把人逼入生存的死角。画家黄永玉把自己称为“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并以此为题写自传体小说。不知是他记忆力太好还是经历的趣事太多，他写啊写，好几年才写到自己小学毕业那时候，而文稿已达30多万字。出生于湘西凤凰的黄永玉中学没有毕业就随剧团四处奔波，靠木刻赚点小钱，不料因此而成名。20世纪40年代末，他在上海参加左翼运动，为避免迫害，去了香港。可他一心想着北京，终于1953年如愿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那时他还不到30岁。他天性活泼风趣，屡次在政治运动中被指“不沉重”。不沉重哪行！“文革”中他被批斗，背上被打得鲜血直流，经常被倒拎着双手做“喷气式”。可是脾气不改。甚至发展到他自己在家里也练习“喷气式”，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精神，锻炼身体柔韧性以更好适应批斗。在劳动改造期间，他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为妻子张梅溪写下长诗《老婆呀，不要哭》：“中年是满足的季节啊，让我们欣慰于心灵的朴素和善良。我吻你，吻你稚弱但满是裂痕的手，吻你寂寞而勇敢的心，吻你的永远的美丽。因为你，世上将流传我和孩子们幸福的故事。”

他的好朋友中也不乏这样天真而乐观的人。黄苗子、郁风夫妇在“文革”中日子也不好过。黄苗子被下放到东北去劳改，寄了一张明信片回来，说自己如何翻过山，遇到大雪，眼前一片苍茫，还要在这一片苍茫中搭窝棚。郁风看了哈哈大笑：“哈，好一个北国风光啊！”黄永玉回忆说：“她一定在背后哭。”眼看那些老友先后辞世，黄永玉称自己是晚上八九点钟的月亮，静静地看待人间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墓志铭也想好了，五个字：爱，怜悯，感恩。他爱荷花，把乡村别墅称为“万荷堂”。近90岁高龄的他依然在画大幅的作品。他说自己在牛棚里错过了人生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现在不能再错过。而他画的荷花于生动中透露着张扬与隐忍的混合气质。

我在纽约认识谭盾时第一印象就是他很狂，这个靠少一根弦的小提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20岁写出一部交响乐《离骚》的天才，他的口才一流，介绍起他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音乐理念更是眉飞色舞，没完没了。对我这样的门外汉来说，要想从那些几乎没有旋律的先锋作品中找到多大享受是徒劳的。但是出于对艺术家和创新的尊重，我总是尽可能地出席他的音乐会，还资助过他把交响乐与原生态歌曲结合的作品《地图》，并且在他的各种发明：改良的埙、水的琴、纸的鼓中听出些神秘诡异的味道。

给谭盾带来音乐启蒙的正是楚文化中乡村音乐，祭神的、结婚的、哭丧的，仿佛可以连接人间与天堂。这应该就是时下最时髦的“穿越”了。而他事业上的最大转折是与李安合作的《卧虎藏龙》，他的音乐因此进入了大众视野，更因此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他跟李安说：“我要借助中国戏曲里的打击乐，把中国文化的魂打出来。再用马友友的大提琴把神秘与伤感拉出来。”他用一个比喻形容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的结合：辣椒巧克力。原来谭盾的母亲是湖南人，吃什么都要加辣椒。一次他给妈妈送去一盘巧克力蛋糕，老太太拿出一包辣椒酱佐餐，吃得津津有味！后来谭盾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上真的吃到了当地名产辣椒味巧克力，印证了妈妈的“前卫意识”。这种跨界的灵感让他左右逢源，于是帕尔曼的小提琴拉出了马头琴的悲凉，日本的大鼓呼应着《越人歌》的凄美，上亿年的顽石敲出了禅宗的意境，创意无法阻挡。他说艺术创作的魅力就是让你在孤独中痛苦，也在孤独中找到一线无法比拟的光芒，成就你生命的意义。他应该已经找到了在石头上睡觉的姿势了。

谁能在石头上轻松睡觉（3）

电影《梅兰芳》中邱如白有一句台词：“谁要是毁了这份孤独，谁就毁了梅兰芳。”编剧严歌苓写的是她对梅兰芳的理解，也是自己对写作的体验。她发现孤独的奇妙之处在于，你可以用头脑构筑一个世界，可以自由地设计每个人物的命运，让每个人物说出你要说的话。这给她带来快感。老天给了她发达的创造力，也让她的大脑由于过于兴奋而失眠。她最高纪录是连续30　天睡不着觉。那种经历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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