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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底*。后来，他来北京时到父亲家里住过。胡伯伯于1993年去世。父亲写了一篇小文“送信”，记述了他和胡立民之间的一段交往。文章的最后一句是：“写这篇小文，也是对亡友的一点纪念。”

父亲记述的“送信”，是他在地下党和祖父之间，充当信使的一段往事。对这一段经历，父亲留下深刻印象。

父亲和胡立民（当时的名字叫胡庚炳）是1946年结识的。他们在一起组织社团（方生社），一起办《西方日报》副刊和《西方夜报》，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参加学生运动，了解日益加深。1948年春节后的一天，胡立民郑重地向父亲说，他是共产党员，并提出地下党要与祖父面谈，希望父亲从中联系。父亲立即同意了胡立民的要求。此前，父亲已经估计到他是共产党员，不过彼此没有说透。

回到家中，在祖父吃早餐没有旁人在场的时候，父亲向祖父转达了四川地下党的要求。祖父同意谈，并简短地告诉父亲，*中央已经派人在雅安了，并设有电台联系。此前，父亲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祖父叮嘱父亲，这是高度机密的事，不能和任何人讲。父亲把祖父同意和地下党晤谈的话转达给胡立民，出于保密要求，没有和他讲*中央派员和设电台的事。后来，四川地下党派胡立民长住雅安，直到祖父起义前他始终以为*中央派去的王少春是祖父部队中的一个高参。祖父宣布起义后，王少春公开身份，胡立民才知真相。

在祖父同意和地下党晤面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四川地下党并未派人来。过了一个多月，胡立民忽然对父亲说，地下党要送一封重要的信给祖父。当时祖父正在雅安，胡立民要求父亲亲自把信送到雅安。父亲找到可靠的车子后，立即动身。（父亲突然去雅安的事，后来父亲和我聊起来的时候，母亲还清楚记得。她说，我当时奇怪，他怎么突然要去雅安，去做什么事情却没有说。）祖父看了父亲面交的信以后说，他们暂时不来了，并把信递给父亲看。父亲至今记得信中内容，信上说：

承允晤面，本应尽快拜谒，因家兄经商外出，一时不能回蓉，只好以后另约时间。请你告诉令郎并转告胡君，目前时机不宜，暂缓晤面，以免播口失风，两均不便也。

信中最后两句，父亲在向我讲述时说，他是记得一字不差的。

回到成都以后，父亲按照四川地下党信中的要求，向胡立民说，祖父觉得现在时机不合适，晤面的事以后再说。当然，信中的内容，不便告诉胡。以后，四川地下党没有再通过这条渠道和祖父联系。

地下党的这封信是很有意思的。地下党因某些原因一时不能和祖父面晤的信息，为何不直接告诉负责和祖父联系的胡立民，而要写一封重要的机密信件，让祖父演一出婉拒戏，通过祖父之口　“告诉令郎并转告胡君”呢？内幕情况不得而知，只能猜测，而客观效果，则是：第一，切断原来的联系人和祖父在晤谈方面的联系；第二，在原联系人环节如果“失风”，传出去的是祖父婉拒晤谈的假信息。地下党工作之缜密，由此可见一斑。

这封信的内容，父亲直到1992年回成都旅游时才和胡立民谈起。那时两人都离休，因而有时间去闲谈这些往事，去说当年不便说的细节，讨论当时的存疑。胡立民回忆当时的情形提供的信息是，那时地下党内出了叛徒，地下党采取了周密的防范措施。当然，两位老人也只能是猜测而已。这封信不知是哪位地下党领导人所写，当时的考虑，只有决策的人才能知道。

在夜幕笼罩的武侯祠外的街道上，望着祠内团团树影，给女儿讲这段故事，她可能感到好玩吧。但在那个严酷*的年代，这些防范技巧却不知是多少生命换来的。

告别成都

1959年春季，我和哥哥得知，我们将在暑假期间随祖父、祖母迁居北京，我们将和分别多年的父母、姐妹以及出生在北京的两个弟弟团聚了。由这时起，我和哥哥经常说到的一个话题是记忆中的世旭、世昕、世宽的样子：世旭的脸很圆，世昕小时候胖胖的下巴上像有个汤圆，世宽的脸色特别白……成都这边的工作人员们则常常逗我们说：“这下好了，就要有‘管火匠’管起了。”“管火匠”是四川的一个俗语，指说话算数的人。在这里，是指我们的父亲。他们在我和哥哥淘气的时候，常常用父亲来吓唬我们。在他们的描绘中，父亲是一个个子很高、十分严厉的人，不会像祖父、祖母对我们那样好说话。

在临离开成都以前，祖父、祖母总免不了一些告别活动，记得有几次是带了我去的。

一次是去“大老爷”家。我们叫“大老爷”的人，是祖父的大哥。在许多年以后，我知道大老爷的名字叫刘文渊。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个子很高、腰板笔挺的老人，表情庄严。大老爷比祖父年长约20岁，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大约已经80岁了。祖父尽管在其六兄弟中社会地位最高，但在大老爷面前则十分恭敬。我后来听说，大老爷在家中承担了祖父的督学角色。祖父幼时在乡里读书，大老爷对他颇下心力。祖父从家乡大邑县安仁镇到成都考陆军小学，是大老爷带着他步行去的。100多里的路程不算近，当祖父走不动的时候，大老爷就背上他。他们兄弟二人感情很深厚。

祖父临离开成都前，还带着哥哥和我到贺炳炎将军家去告别。贺将军曾是贺龙的部下，在战争中失去了右臂，被称为“独臂将军”。我印象中的贺炳炎将军性格开朗，为人热情，我们一进门就招呼我和哥哥吃糖。他家似乎是住在军区中的一座小楼里，没有祖父在十七街的住宅那样的院子。

我还随祖母去参加过一些妇女界的活动，什么活动记不清了。严格说来，不是记不清，而是从来就没有搞清楚。有一次惟一记得的一个词是“董事”，那些妇女们称祖母为“杨董事”。至于“董事”是什么意思，我却全然不明白。大概正因为不明白，而又觉得这个词很怪异，所以被我记住了。

离开成都以前，令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请来一位师傅到家中制作“叶子烟”。

祖父有吸烟的习惯。他吸的是用烟叶手工卷制而成的、四川人所说的“叶子烟”。大概是估计到北京以后，不大可能再买到已经吸惯了的家乡的叶子烟，祖父决定请人做一批烟带到北京去。

一天，家里请来一个制叶子烟的师傅。他个子不高，驼背，说话声音沙哑。白天，他在院子里搭上一个案板，坐在案板旁边工作；晚上，就住在院子那排平房中的一间屋子里。他一直在我家忙碌了个把星期。

我觉得好奇，有时就跑到他旁边，一边和他聊天，一边帮他做点下手活，比如去打浸泡烟叶的水。当然，我做这点活，在他看来可能近乎于捣麻烦，只不过不好说罢了。

记得叶子烟的制作过程大约是这样：把大片的烟叶浸泡湿，使之可以平整地铺在案板上；剔除烟叶中的粗梗；把比较大片的烟叶切成比较规整的形状，以便于包卷；在切好的比较规整的烟叶铺平，涂上点稀稀的浆糊，把一些零碎的烟叶放在方面，然后紧紧地卷裹起来。这样，一支烟就卷成了。一支烟大约10公分长，直径公分。我觉得卷制过程很妙的是，每支卷成的烟都是中段略粗，两头略细，形状像我到北方后见到的压饺子皮的擀面杖。而卷烟师傅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别妙处，他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卷烟最要紧的地方是把握“松紧”，卷松了抽起来“跑风”，卷太紧了抽不动。我始终没有尝试过抽一抽这种叶子烟，所以没有体会。

到北京以后，有一次贺龙吸了祖父带来的这种叶子烟以后，赞不绝口，随即送来两箱精制雪茄烟换去祖父的两箱叶子烟。此事我是听张师傅讲的，没有听祖父亲口谈过。贺龙送来的精制雪茄烟我只见祖父吸过一次，其他的做何用途我就不知道了。

祖父到北京以后一直吸从四川带来的自制叶子烟。也许是这种烟的力量比较大，我几乎没有见到祖父一次完整地吸完一支。他不是那种烟不离口的烟客，通常是吸上几口就把烟熄掉，一会儿想起来又吸上几口。他有一根十几公分长的象牙烟嘴和一根两尺长的竹烟杆，通常是把烟插到烟嘴或烟杆上吸。那支象牙烟嘴，前几年被父亲送给保定军校博物馆了。祖父年龄更大以后，身体不好，医生嘱其戒烟，他便基本不吸了。偶尔，按祖父的说法“叭上两口”，也只是一种习惯动作罢了。

1959年暑假期间，祖父、祖母携带哥哥和我离开了成都。此一去，祖父、祖母直到去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是在1980年代中才第一次回去，那时距离开成都已经二十多年，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了。

天安门看焰火（1）

195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国庆，也是我到北京后过的第一个国庆节。

国庆节晚上，天安门广场放焰火庆祝。祖父带着我们5个孙辈（哥哥、姐姐、我、两个弟弟）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我们到得比较早，上到城楼上时，来的人还不多。一会儿，走过一个人，很有兴趣地看着我们这一群孩子，又抚摸着大弟弟的头用四川话问祖父：“孙子？”他把“孙”不是念成“sun”而是念成“sen”，是标准的四川发音。

“是，四个孙子，一个孙女。”祖父回答。

我一看，是周总理。他很和蔼，平易，身边没有随从，没有人簇拥。和祖父聊了一会儿后，他又去和其他人打招呼、聊天。

又过了一会儿，参加晚会的人们接踵到达。我印象较深的是朱德总司令。那时，他的照片到处张贴的不少，很容易认出来。尽管熟悉他的长相，但他的气质却令我有些意外：看到他，不会想到是总司令，而是一位厚道、和气的长者。他是四川人，讲着和祖父略有差异的四川话。

正当人们轻松闲聊之际，忽然自西向东人群一阵骚动，前呼后拥加灯光跟踪中凸显出两个一红一白人物：一位身材高大脸色特别红，一位身材矮胖白面白发白西装。前者是毛泽东主席，后者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从小就唱熟了的歌曲，我觉得毛主席出场的那场面、那灯光色调和这歌曲所唱简直是浑然一体，似乎就是按照那首歌词设计的。此后，每读到描写毛主席出场时候的专用语“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1959年10月1日晚上的那个情景。和周总理的平淡出场相比，我感觉毛的出场要正规得多，庄重得多。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近距离见到毛泽东。

近距离见周总理，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倒是有过多次机会，但那和祖父没有关系。1960年我加入少先队以后，作为少先队员的代表，我多次（大概有十几二十次吧）参加国家领导人迎送外宾时的献花活动。那时，我所在的史家胡同小学是承担这项活动的主要学校。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迎送外国领导人的活动，周总理通常是在场的。记得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是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欢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此后，在北京火车站迎接过缅甸的奈温将军（那时他还没有当缅甸总理），在机场迎接过柬埔寨的苏发努冯亲王……那时主要欢迎的是来自亚洲、非洲的领导人。这种活动，我上中学（1964年9月）以后就没有再参加。从此，也没有那么近距离地再见到周总理。

那次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时候，我除了觉得出场具有戏剧化特征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感受。虽然从小就知道有个“苏联老大哥”，但那次确实没有“老大哥”的感觉。此后不久，从祖父和父亲的一次谈话中我知道，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已经不是像往昔那样亲密了。这使我对赫鲁晓夫的动静关注起来。那时，父母和我们几个孩子每天都会到祖父、祖母的房间去转转，聊聊天。祖父如果要和父亲谈他认为不适合我们听的事情，总会让我们到别的屋子“一边耍去”。但那一次谈当时尚未公开的*和苏共之间出现分歧的事，并没有回避我（可能还有哥哥）在场。后来我想，那不是祖父的疏忽，也不是他觉得此事对全家过于重大应该让孩子也知道，而是他知道此事不久就要公开，孩子听了也无妨。事实上，对苏共的各种形式的批判很快就开始了。1960年，随着全国人民可以感受到的生活水平下降，街头巷尾的人都“知道”，这是苏联撕毁互助条约强行要我国还债的结果。而那位白面白发白西装的矮胖子，此时成了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谈资中的首恶兼小丑。到了“*”中，“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则成了意欲打倒的党内高级领导的代名词。

天安门看焰火（2）

我真正对赫鲁晓夫有更多的了解，是从1970年代前期读了内部出版的《赫鲁晓夫*》开始的。大约从1972年或1973年起，不知是哪个部门发给祖父一张内部购书证。购书证有编号，并写有持证者姓名。用这个证件可以到专门的内部书店去购买未公开发行的注有“内部发行”字样的书。而这些“内部发行”的书，不少是当时国外的那些所谓“资产阶级”学者或政治家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机会主义”分子的、“*者”的作品。此外，也有一些小说，我印象中主要是前苏联作家的作品。这一“内部”书制度，在“*”之前就存在。一些被思想控制部门认为不宜公开、但又需要某些高级干部或特殊工作部门的人了解的国外作品，被翻译过来作为“内部”书提供。比如，列宁去世后在苏共内部斗争中失利而被斯大林驱逐的列夫？托洛茨基于1936年写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后被关押的德热拉斯写的《新阶级》，都是“*”前以“内部”书面貌印刷出版的。在70年代初期家里因祖父的关系有了购买内部书的机会以后，我最先读的几本书之一就是《赫鲁晓夫*》。

和今天公开出版的《赫鲁晓夫*》不同，那时出版的是一个节本。在这个节本中，删去了和中国的冲突、和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一些情况，但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赫鲁晓夫在书中讲述了他怎样从一个矿工走到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位置上的经历，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的内部状况，讲述了斯大林和苏共高层的工作方式，讲述了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讲述了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内部的斗争等等。从书中读到了不少以前至少是我闻所未闻的说法。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祖父的身体已经不好，特别是到了冬天经常住院。我那时在山西插队，冬天农闲时节就回到北京。祖父住院时我经常在医院陪他，需要陪住时晚上就住在病房里，回到家里则要搀扶他散步。那段时间也是我读书比较集中的时间，读的不少书都是内部书店买来的。祖父有时问到我读书的情况，我就向他讲述。其中，《赫鲁晓夫*》是我向他讲过的一本。他静静地听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在中苏之间的关系由亲密走向敌对的那段时间中，祖父显然认为此事重大，但态度却十分平静，我也没有察觉到祖父对此表现出哪怕丝毫的意外或不解。这样一个印象使我后来在接触到和祖父的历史有关的文献时多少有些下意识地注意：他是否直接或间接地和这个北方邻国打过交道，他怎样看待这个邻国的作为。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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