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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 周易哲学解读 第六篇七（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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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通过对《周易》一书里的比喻之句，做简单的举例分析。我们已知《周易》一书除了极少篇章没有运用比喻外，而绝大部分的篇章中是运用比喻来推明事理。而且还有不少篇章，通篇就是运用比喻，象征来论证事理。这就体现出《周易》一书文章论述的特征——比喻说理。为何《周易》一书同《诗》里的诗歌那样，而用“比兴”手法，这为理解《周易》哲学的认识方法提供了思路。即《周易》为何是运用比喻说理的思维方式？

《周易》突出表现在比喻说理的思维方式。

《周易》一书里的比喻不是修辞手法，而是传统的思维方法，即比喻推理思维方法。那么什么是比喻推理呢？为何《周易》一书里的比喻比比皆是呢？

李先焜先生认为，比喻推理，既不用于修辞手法的比喻，也与逻辑类比推理有别，比喻推理的特点是：

a前提具有鲜明的形象性比喻，结论（被比喻）者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事理。

b比喻和被比喻者都相应的复合判断，具有理由与推断的内在联系，而且两者之间能概括出一个共同的一般性原理。

c比喻推理的作用是以浅喻深，增强知识能力和文章的说服力。（《逻辑学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

显然中国古典哲学（先秦诸子哲学）里运用比喻目的不是处于修辞学，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多用生活的事例、自然现象等，来比喻所要表述的思想观点。如成语“假途灭虢”里的事例，就运用的是比喻推理。

春秋，晋献公想借道虞国去讨伐虢国，就送给虞国国君美玉，宝马。虞国国君就答应了晋国的要求，而虞国的大臣宫之奇阻之不能借道给晋国，宫之奇谏道：“虞之与虢，若车之有轮，轮依於车，车亦依轮。虞之与虢，相持而势也，若假有道，虢朝之而虞夕从之矣”（《淮南子·人间训》）。宫之奇用车子的车身与轮子的关系比喻虞与虢两国“相持而势”的关系，一旦虢灭亡，那么虞也就跟着不存在了。这是比喻推论出两国共存共亡的关系。这种比喻推论事理确是浅显易懂，用鲜明具体事情推论抽象的事理。这种比喻推理是比喻说理的深化。而《周易》里的比喻更具体的说应是“借喻”或“隐喻”式认识方式。

研究者表明，原始思维由低级到高级可大概为三种，实象（实际动作）思维，表象（具体形象）思维和类化抽象（意象）思维。而联想性借喻是意象思维的方式之一。

那么如何认识理解联想性借喻呢？

“联想性的借喻，这种方式的具体表现，是通过联想把不同的东西联系起来，借比喻，以明其意，对于事物的一些比较抽象的属性，关系及其对人的价值等等，无法用形象性或象征性来表述。为此，原始先民在思维过程中又创造了一种借喻的方式，使人们能够借助某种类比意象，进而联想到另一种对象，从而使自己在思维认识过程中，能够摄取和把握一种新的信息。比如借手镯表示“有”，接口中嚼物表示“真”，借用有毒的箭头表示“恶”等等。

借喻是联想的主要表现形式，它能使观念中的意象由此及彼，互相沟通中有一个过渡，在思维中，借喻比象征性的会意间接性更大。因此，通过借喻来交换信息的双方，都需要更多的生活经验。借喻的出现，使原始人能够借有形的东西去把握无形的东西，借可见的东西去把握不可见的东西，从而使原始思维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大跨步的向前迈进了。因此，拉法格认为，借喻是抽象思维借以钻入人脑的主要方式之一。因为正是在借喻中，对象的属性是在同另一事物（标准事物）的比较中，表现出来的。这是对象其属性开始分化的起点。也是抽象思维的最初萌芽。”（《思维发生学》张浩著）

从以上而知，借喻是原始思维的高级形式，借喻是原始人的思维方式，还不是抽象思维。那么《周易》里的比比皆是的比喻，无疑是思维方式所决定的了。通过联想把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借比喻（借喻或隐喻）以明其意。这岂不是《周易》一书的特色么？如《周易》第一篇文章《乾》，这是借“龙”喻“君子”。以“龙”的几个不同变化过程，以喻君子为政的诀窍。

如《履》篇是借老虎比喻君主，“君子”为政如同跟在老虎后面，这就是“履虎尾”，这是用形象的比喻揭示政治道理。

如《剥》篇是借“床”的剥蚀损坏，喻政治逐步走向衰败的现象。

如《井》篇是借“水井”喻养民的政治道理。

如《鼎》、《震》、《丰》等，都借自然现象或物来喻政治道理。

《周易》六十四篇文章如前面所举例，运用比喻说明政治道理是比比皆是。为何《周易》一书里如此之多的比喻呢？

经中外专家研究表明，人类思维的发展经历直观动作思维，具体形象思维，抽象的逻辑思维三个基本的阶段。

直观动作思维是思维结构的最初形式，其基本特点是直观性很强，概括性极低。原始人的思维活动，都离不开具体的实物形象。如用肢体动作表达意思。

原始思维的具体性和形象性，特别明显的表现在原始语言缺乏抽象的形容词上，原始人往往只能用具体的比喻来说明事物，原始人只能借助于某一具体事物比喻说明事物的性质。原始人对任何具体事物的描述都是形象生动，他们常常用明喻或借喻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表象思维阶段，原始人的思维是具体和形象的。原始人进入初期的抽象思维，摆脱不了对“象”的直观。在形象思维活动中，经过各样的形象活动产生了意与境，形与神。

意象是由表象概括而形成的意识中的理性形象，他既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形象的表象，而是二者的结合。

文明人的思维活动可以从意象上升到概念，原始人则只能对意象进行类化。

所谓“类化”就是根据许许多多“象”上的某些相似性，对各种意象进行的初步分类整理，从而整体的或部分地揭示思维对象的某些特征，其结果就形成了类化的意象。

原始人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类化意象及意象的拼接活动，来进行初级的抽象思维以把握周围世界。（《思维发生学》张浩著）

由此观之，《诗》或《周易》，以及先秦诸子之学的思维方式没有突破原始思维。先秦诸子哲学突出表现在及其重比喻，用具体的比喻来说明事理。而先秦的“八卦”学，则是类化的意象思维，先秦的思维方式还没有突破原始思维而产生抽象的逻辑思维。

《周易》的思维方式是比喻思维，这是原始思维无疑了。无疑《诗》的思维方式同理是原始思维表现。即使春秋战功时期的儒道等诸子思想学说，作为东方古典哲学与希腊古典时期哲学被统称为“轴心时期”人文思想，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确实“轴心时期”东西方产生一场精神运动，对东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由此形成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这差异在于思维方法一方是突破性的，而另一方是连续性的。古希腊进入古典时期的哲学，已突破了原始思维，而产生了抽象的逻辑思维。而中国这一时期（先秦））的哲学思维则是一种原始思维的延续，还处于形象，比喻及类象思维中，并没有产生抽象的逻辑思维。自然没有产生出像希腊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而东方中国的《论语》、《孟子》、《庄子》等还在用比喻或寓言在说明事理，而《易传》似乎进入了类象思维，把世界万物给囊括进八种物象（类化）里，用八种物象类比世界万物。以至于后来的阴阳，五行成为中国人的思想律，成为解释世界万事、万物的模式或套子，一切事物均可套进阴阳五行的套子里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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