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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主持蒋介石的医疗小组。

七月二十二日，也就是蒋介石就任第五任“总统”后两个月，他在“中兴宾馆”呈现昏迷状态。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插曲。早在蒋介石昏迷前一个月，荣民总医院曾经为蒋介石作了一次全身健康检查，陈耀翰医师惊觉蒋的心脏扩大现象较前更加明显，如果再不善加调养，恐怕发生不测。陈耀翰当面向蒋介石陈述病情，建议蒋应该即刻停止一切活动，休假半年。蒋介石闻言大感惊惶，回官邸即与宋美龄商议，宋美龄惟恐蒋介石一旦请假，大权岂不旁落，立即召来陈耀翰，严斥他不该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从此，再无医官敢开口要蒋介石休息，终至铸成一个月后之昏迷意外。

蒋介石这次昏迷病情严重，医师不敢轻易移动蒋介石，只得将他留在中兴宾馆就地治疗，正式成立一支由十二位荣民总医院医师为主力的医疗小组。余南庚赶到台湾后，指挥医疗小组，于八月六日夜间九时四十分，趁蒋介石熟睡后，将蒋抬上一部进口全新救护车，沿途交通管制，禁止人车通行，以时速二十公里慢速驾驶，将蒋介石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第六病房”。

蒋介石的最后岁月与真假遗嘱问题（3）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时，余南庚在荣民总医院主持医疗会议，坐在主位的是宋美龄，坐次位的是蒋经国。余南庚汇报，蒋介石心脏恢复正常，肺部有积水现象，体力衰弱。当时，蒋虽已恢复进食，但体重仅四十六公斤，较前消瘦近十公斤。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重病刚满一周年，岛内盛传蒋介石病危，或者甚至已不在人间。蒋经国为扫除外界各种谣诼，趁蒋孝勇（蒋介石之么孙）当天在士林官邸举行婚礼之机，安排蒋孝勇、方智怡新婚夫妻，到荣总与蒋介石、宋美龄合影留念。洗出照片后，宋美龄、蒋经国挑选出蒋介石神情最健好的一张，交付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印证蒋介石尚健在。

拍照前，随从人员发现，暂时脱离重病阶段的蒋介石，固然已可端坐椅子上，活动能力也尚称灵活，惟独右手因缠绵病榻，长年接受注射输液，肌肉已严重萎缩，不仅无力握住把手，更因不听使唤而频频垂落。为不让人看出蒋的右手失去正常功能，宋美龄外甥女孔令伟命侍从以医药胶布，将蒋的右手固定粘绑在椅子把手上，以免拍照时露出破绽。

真假遗嘱

蒋介石在右手肌肉萎缩之前，曾挣扎着写下一幅毛笔字，书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这应该是蒋介石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中兴宾馆”昏迷苏醒以后的作品。这幅字完成以后，交给了蒋经国，小蒋立即差人框裱起来，挂在自己堂屋内，供其拳拳服膺，日夜审视反省。

蒋经国在乃父去世之后，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曾经如此评说这幅字之深意：“先君在病中曾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十六字，付经国保存，此为经国敬谨奉藏先君遗墨最后之一件。先君崩逝，举世同悲，经国五中哀恸，实所难堪！自先君之逝，每日摩挲恭读，了知先君革命一生，实以此为日不去心彻始彻终之志事，谨敢以此先君手墨十六字，敬布于世，诚不知哀涕之何从也。”

由是观之，蒋介石给蒋经国的这十六字箴言，应该就是父亲送给儿子兼具公私意义的遗嘱。

蒋介石于“中兴宾馆”陷入半昏迷状态后某日，侍从医官察觉蒋介石口中念念有词，声音十分微弱，而且蒋的宁波口音不好懂，侍从医官立刻请值班的侍从副官翁元。翁元耳朵贴近蒋介石嘴巴，仔细听了一两分钟后告诉医官，“总统”说的是：“*…解救同胞…*…救中国…*…救中国…”。是否蒋介石意识到自己陷于性命交关，故而以其微弱的叨念，交代最后遗言？不得而知。

据医疗小组的治疗报告，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晚上八点过一刻，蒋介石即行入睡，等他熟睡后，值班的医官郑不非发觉蒋介石脉搏变慢，当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急救。一二分钟后，蒋心脏跳动和呼吸恢复正常。四、五分钟之后，心脏又停止跳动，医师再施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药物急救，但心脏虽然时跳时停，呼吸始终未能恢复，并三度发生心室性颤动，经过电击，蒋介石的脉搏、血压均已无法量出。急救了三个多小时，四月五日晚上十一时三十分，蒋介石瞳孔已放大，心脏犹有微弱跳动。医师最后以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但仍属无效。宋美龄最后命令放弃急救。医师宣布死亡的时间为四月五日晚间十一时五十分。蒋经国观察急救无效后，当场痛哭失声，宋美龄则始终力持镇定，兀自静坐一旁流泪。。　最好的txt下载网

蒋介石的最后岁月与真假遗嘱问题（4）

从蒋介石医疗报告得知，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当晚，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如秦孝仪）作任何书面遗嘱。

秦孝仪奉宋美龄急召赶到士林官邸时，是在四月六日凌晨二时许，蒋介石已逝世近三小时了。秦孝仪当时奉宋美龄之命，连夜赶写一份遗嘱，纯系台面上官方版“政治遗嘱”，不是真正的遗嘱，更不是蒋介石留给亲人的“家事遗嘱”。

秦孝仪四月六日凌晨起即不眠不休，连夜撰写这份“政治遗嘱”。初稿写就后，送交宋美龄过目，宋美龄特意交代秦孝仪，应再加上一句话，强调先生是信基督教的。所以，蒋介石的“政治遗嘱”开头即言：“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这份蒋介石死后才“补写”的遗嘱，备受时人争议的有几个问题：遗嘱明明是四月六日清晨撰写的，遗嘱的末尾却写成“*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尤其最后那句“秦孝仪承命受记”，被视为画蛇添足之作，因为，秦孝仪抵达士林官邸已是蒋死后三小时以后的事了，何来“承命受记”？即使是承宋美龄之命，也不合遗嘱系记载死亡当事人遗言之通则。

侍从人员为此缓颊，认为是参考汪精卫写孙中山先生遗嘱之手法。此说更是不通，毕竟蒋、孙遗嘱两者情况大不相同。汪兆铭为孙文写遗嘱，一是遗嘱内容完全系孙先生之生前口授；再者，汪兆铭本系孙中山属意的重要骨干，何况汪氏是在遗嘱供党政要人签名的区域内，注记“笔记者　　汪精卫”六字，而不是把名字注记在遗嘱本文内。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蒋经国下令编印的一部纪念文集中，蒋介石这份政治遗嘱的“秦孝仪承命受记”及首长签名字样，全部不见了，但是“耶稣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内，遗嘱日期依旧是写“*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至于蒋介石的“家事遗嘱”，应该早在其晚年时期，在蒋氏父子及蒋宋夫妻之间，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过程里，已经作了完整的交代。综观而论，真正算得上是蒋介石亲自授权的遗嘱，还是蒋介石病中，以危颤颤的右手写下的那十六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在蒋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对清明节感触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读那句诗：“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他应当早已体悟，此生功名尘土、荣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遗嘱不遗嘱，对蒋介石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王丰　台湾知名传记作家，蒋介石家庭传记历史权威，著有《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宋美龄的美丽与哀愁》、《蒋经国情爱档案》等15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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