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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而远在东瀛扶桑，举国狂欢。“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的伊藤博文，在日本成为争相传颂的盖世功臣，日本人专门为他塑立铜像，晋赐侯爵，赐金十万，功成名就，好不风光。

甲午之败，非但日中两国成雄败寇，乾坤倒转，国运迥异，同时更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生平事业最后定格的一幕历史悲喜剧。

“伤心最苦人易老，哪堪西风吹暮年”。李鸿章这个大清国的头号“消防员”，一生四处“救火”，疲于奔命，签订了一系列为后世诟骂的不平等条约。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家国危死之时，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泱泱神州，时局艰难，风雨如晦，李鸿章心力交瘁，如风中落叶。他涕泪交流地对朋友说：“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也死了。”

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国的重臣已处于油尽灯枯之际，临死之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不放过这位行将就木的可怜老人，恫喝催促，站在床头逼迫他为条约签字画押。俄国人走了之后，身着殓衣的李鸿章已处于口不能语的状态。身边的人哭号着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其心腹周馥哭号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滴清泪缓缓滚出眼窝。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的双眼方才合上，须臾气绝。终年七十八岁。

李鸿章临终前，曾吟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一番伤国怀乡、离乱落魄之情，泪湿青衫，悲透纸背，哪里还有当年挥毫写就“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令伊藤博文也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李鸿章的影子啊！李鸿章是在数十年强毅力行之后，带着一腔心有不甘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越出了一己之私，因此这种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可临死，他还念念不忘提醒国人警惕虎视眈眈的强盗邻居。这其中，自然有伊藤博文和他主政下迅速崛起的日本。

二　出身不同　背道而驰

§“卫道救时”的大清栋梁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一个是中国的首辅大臣，一个是日本的首任首相，地位相当，时代相同，风云际会，砥柱中流。面对共同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历史发令枪猛然打响，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拼的赛道上，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同时起跑。怀着富国强兵的同样梦想，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为领军人物，带领各自的国家一路追赶。尽管日本起步比中国还迟，然而最终结局却大相径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摇摇欲坠，日本帝国则一飞冲天。

世事流云，人生飞絮。同样是“经世之才”，一个身负骂名，抑郁而终；一个大功告成，奇勋盖世。这样悬殊的结果，难道真的是南桔北枳、水土不服？还是真如李鸿章所抱怨的，只怪“君臣朝野人心不齐”？斯人已乘黄鹤去，当时成败已沧桑。千秋功罪，任人评说。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4）

事实上，也许很多历史学家都忽略了，解开二人命运的密码，1865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1865年1月12日，日本改革派武士不顾实力悬殊，奋然在下关发动长州起义，与幕府势力决一死战。起义领袖高杉晋作奋然写下绝命书：“国家有难，心中如火”，为“忠义之鬼，快哉，快哉！”（百日维新失败后，谭嗣同在菜市口临刑时，也曾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言何似，其情何异）举事之际，很多人突然犹豫观望，幻想通过谈判媾和自保，高杉晋作坚决反对，他形单影只，与众人争得面红耳赤。在此箭在弦上、千钧一发之时，伊藤博文率领力士队三十人和另外八十人挺身而出，支持起义。经过浴血拼杀，起义竟奇迹般取得了胜利，长州成为倒幕斗争强有力的基地。

而在同一年，四十二岁的李鸿章早已官至两江总督，扩建金陵制造局，开始了振兴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可以说无论是沙场征战，还是洋务维新，二十四岁的下级武士伊藤博文在老前辈李鸿章面前，都只是个姗姗来迟微不足道的青皮后生而已。

谁又能想到，这场龟兔赛跑，其实从一开始就胜败已定。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都属于“士”阶层。不同的是，李鸿章出身“以科甲奋起”的士大夫之家，而伊藤博文则出身于破落武士之家。两人都有补天之才，凌云之志，但阶级出身不同，成长环境有别，其人不同，则其道相异。李鸿章要补的必然是大清帝国的“天”，伊藤博文则不顾一切地要打破封建专制的坛坛罐罐。为维护大清王朝，李鸿章“无论如何之事，不惊其魂，不恼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流连帝制官场，享受权力巅峰，连梁启超也忍无可忍，批判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梁公此言，其实差矣。李鸿章一生事业，与“血性”无关。

自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昙花一现，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传统社会还是“铁板一块”，专制制度相当牢固。学而优则仕，封妻荫子，功成身退仍然是中国士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至高理想。只有取得了位子，才能推行自己的主张；而主张的得以实行，反过来又稳定了位子。就李鸿章而言，他出生在以尚儒为传统教育的官僚家庭，自幼受孔孟思想的熏陶和影响，这使他十分自然地成长为纲常名教的忠实信徒。从他办团练、统淮军，为挽救清王朝统治浴血奋战那天开始，历史就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位“卫道”、“救时”的传统官僚。他二十四岁即成为科场得意的青年才子，眼光超卓，手腕敏捷，一路凯歌，扶摇直上：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直至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甚至连外国人也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晚清朝廷……这样的人生际遇，诚如他自己所言“遭遇不为不幸”。身为道、咸、同、光的四朝老臣，他对清廷的一片忠诚，也得到了慈禧的赏识，她赞誉李“忠诚坚忍，力任其难”。在李七十寿辰时，她与光绪共赐寿联，称之“栋梁华夏资良辅”，这种荣誉“为汉大臣所无”。慈禧对李的倚重和信赖，更使他“未忍乞一日之假，偷一息之安”，这样的际遇，岂能不“谢主隆恩”？又岂能不死心塌地地为清统治者效犬马之劳？

他一辈子的事业荣华，都靠自己流血流汗奋斗得来，焉能不嗜之如命，甘之如饴。他的老师曾国藩深谙此点，说他的两个弟子，“俞樾拼命著书，少荃（李鸿章）拼命做官”。李鸿章以高度的自觉、狂热的劲头、强烈的欲望追逐功名权力，不分顺境逆境，不问成败利钝，功名利禄就是他的命根子。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是，李鸿章后来赏爵封疆，位列首辅，被授予万众瞩目的“文华殿大学士”，有了“丞相之名”，成为有清一代惟一获此殊荣的汉人。当时有着帝师之尊的翁同龢对“文华殿大学士”这个高居汉臣之首的名号觊觎已久，趁李鸿章闲居落拓众叛亲离之际，派袁世凯以旧僚之名前来游说他交出此位，以李代桃僵。袁话未说完，李鸿章早已如割心肝，气冲斗牛，将他骂了个狗血喷头！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5）

李鸿章死后谥号“文忠”，这一品质是他特性中最显著的一面。他以极其忠于中国和清朝统治者而著称，在他给朋僚的信中，他再三强调这种忠诚：“我辈受国恩厚义，未可以言去，只有竭力支持，尽心所事而已。”英国学者福尔索姆说：

尽管他极其忠于皇室，也极其忠于他的朋友、同乡、老战友、家庭、亲戚及师长，从西方人的民族主义观点来看，这似乎是荒谬的，尤其是鉴于个人效忠是中央控制削弱的基本原因。但是对于具有儒家理论和东方文化的中国人来说，这种不一致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说是不相干的。

——福尔索姆《朋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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