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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8部分（第1页）

“说是家里有事儿，刚回去了。”周老汉道。

“这家伙，肯定怕丢了饭碗。”马六爷倒也理解陈官人，这年头，能有个糊得了口、养得了家的营生，实在是太不易了，换了谁都一样。他大手一挥道：“我们这些光脚的不怕！出发！”便带着十几个茶客离开了茶馆，走在大街上，越来越多的人加进来，走到外滩时，他身后已经聚集了上千人，而这只是从四面八方赶往外滩码头的浩浩人流中的一股。

其实上海也早就是个火药桶，长沙起义的消息，就像个火星掉进来，登时引爆了积怨已久的民众。

愤怒的工人与市民，如流水般涌入外滩，如乌云般聚集在昔日繁华的码头上。到了下午时分，不呼而集者达十万人，站在对面皇家银行的大楼上俯瞰，只见黑压压一片望不到边际，才知道什么叫人山人海。

缓缓关上百叶窗，隔绝了外面的光景与声音，徐渭那张玩世不恭的脸上，罕见的呈现出严肃的神情，他对端坐在沙发上的孙鑨道：“搞得太大了吧，最后怎么收场？”

孙鑨平时是烟酒不沾的，面前的烟灰缸里，却插满了他抽过的烟头，咳嗽一声，喉咙有些沙哑道：“放心，拙言自有安排。”

“神话里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总是要在情况糟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出场，否则不足以体现她的佛法无边。”徐渭忍不住讽刺道：“他可千万别演砸了，那要成为千古罪人的。”

“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一定能解决。”孙鑨却对沈默充满信心道：“我相信，他是个谋而后定之人，不会打无准备之仗的。”

“我何尝不对他信心满满？”徐渭叹口气道：“可是现在天崩地裂……粮食危机、金融危机、还有满世界的抗税暴动，这可是末世之象啊真能凭人力扭转么？”

“……”孙鑨不说话了。

第九一九章　杀（中）

虽然开埠时间不长，但上海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都市，集金融、贸易、工业、新闻、出版诸多中心于一体，一举一动举世瞩目，如果能在这里成功起义，对全国各地会有十分强烈的示范作用。

而且这里的守旧势力最为薄弱，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的程度最好，且有着最大规模的市民阶层，这都是起义获得成功的有利条件。因此从年初开始，琼林党人和泰州党人的首脑便云集上海，以上海若干个以各种名义创办的团体为掩护，暗中奔走筹划。

比如‘沪上文社’、‘修业堂’、‘正己社’等几十家文会、讲坛，便是琼林党人的据点，而泰州党人则以‘水手之家’、‘退役军人联谊会’、‘纺织工会’等十几家社会团体为据点。

因为这里是琼林党人的传统势力范围，故而泰州党人也承认文峰先生孙鑨为起义领袖，基本上能听从调遣，与琼林党人配合完成前期准备。

毫不意外，泰州党人负责的是基层民众的动员工作，以及对官府军队的渗透。琼林派则用全部精力，放在对上海绅商的公关上。

与主要靠彪悍的民风、宗族的团结，以蛮力撕开大明柔软腹地的长沙起义不同，上海起义的难度更高。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上海这座城市虽是新兴，但太复杂了，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很难用一个口号，或者一个目标，就将所有人都鼓动起来……最大的可能是，感觉自己鼓动到位了，大家也都热血沸腾了，可等集合的时候一看，只有小猫两三只，你被集体放鸽子了。

这是因为上海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精英，这就是以‘十八行会’为首的绅商集团。在上海的政治版图中，有句口号叫‘得绅商者得天下’，是说绅商的政治取向决定胜负，决定上海的命运。

‘绅商’这个词，翻遍史书也找不到，它是近年来才由东南创新出来的。绅指士绅，商指商人，在本指两类人，士农工商，一头一尾，商尤其为士所贱视。然而在最近几十年，这两个冤家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亲家，被并提混称为‘绅商’，屡屡见诸报端，市民也不以为异，就连最守旧的卫道士，也只是摇头叹息，发几句‘世风日下’的牢骚，就任它去了。

这是因为在东南，社会观念翻天覆地，读书人弃学经商，已经是很普遍的事了，而且基本掌握了各行各业的话语权。比如上海主流的是十八个行业……如丝织业、棉纺业、珠玉业、外贸业、粮食业、书报业、药材业等商业协会的会首，基本上都是亦儒亦商的绅商。

当然，所谓‘十八行会’也是最近几年才翻身做主的，在之前很多年里，上海滩的主人是金融资本，根本没有产业资本说话的份儿。从这个角度讲，他们要感谢万历皇帝，如果没有那场毁灭性的金融风暴，九大家怎会销声匿迹，他们依然是端茶送水、伏地做小的命。

经济上的彻骨寒冬，也客观上需要各行各业抱团取暖。在这场金融危机之中，绅商们自然深受其害，但他们有工厂、有工人、有货物，这些都是资本，只是暂时无法产生效益了而已。

更重要的是，压在他们头上的债务和股东权益也形同冻结了，这让他们避免了被到期债务压垮，且暂时摆脱金融资本的控制……种种原因导致商业协会的实力空前膨胀，这些人才有出来执牛耳的机会。

但绅商们有恒产、怕破坏，所以既迫切希望能消灭矿监税使、度过经济危机，又不希望发生大规模暴乱，更不希望会被归为逆党。要想说服这些自相矛盾、犹犹豫豫的家伙，绝对不是件容易事。

直到长沙首义前夕，十岳公王寅，以‘磋商对策、共度时艰’的理由，召集了十八行会的会首聚会。会议是在崇明岛召开，内容绝对保密，人们只能看到，十八会首回来后，态度发生了鲜明的变化。

他们虽然不敢单刀直入的呼吁抗税，呼吁起事，却采取比较策略的办法，鼓动上海市民反对矿监税使的情绪。他们在名下的报纸上，大胆揭露各地矿监税使的贪污、暴虐、重重惨绝人寰的行径；报道大明各地，尤其是东南等地的严重饥荒，指出许多城市已经树皮草根剥掘殆尽，甚至发生易子相食的惨状。究其原因，不是由于天灾，而且由于人祸！

这些以商为业，正在经历金融危机切肤之痛的读书人，一旦下定决心，其政治观点比那些纯粹的士大夫更激进，他们不断的发表文章，呼吁保护私有财产，并建议仿效吕宋开设听取民意之咨议会，建立理性之政体。对于时下由太监主导的横征暴敛，他们虽然深恶痛绝，却也没有一味的否定商税，而是呼吁朝廷在遵循契约的基础上设立《税法》，厘定税率，合理合法的收税……在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之下，这已经是极大的退让了。

然而这些含有着退让求和意味的理性探讨，依然会引起东厂的迫害和镇压。五月里，东厂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查封行动，将所有宣传‘反动言论’的报社查封，逮捕总编和编辑数百人。

但是普通民众的支持，给了绅商们强大的信心，他们在各种集会上说：‘报纸被停刊，等于民众的两只眼睛被挖，但我们还有嘴巴，我们还要呼吁，还要反抗！’事实亦然，合法的报纸没有了，但各种不花钱的传单却满天飞……而且不但版式与原先的报纸大体相同，其宣传风格也一脉相承，而且因为光有和尚没有庙，内容更加的激进敢言。

有的传单痛快揭批：‘现在国势濒危，人民将死，大有亡国灭种之祸。孰为为之，至于此极？彼恶劣之朝廷，与疯狂之阉祸，其酿造此种恶现象之罪，殆上通于天矣！’

有的文章甚至公然宣称，中国两千年来陷入原地踏步的死循环，国力无寸进，民族日萎靡，以至被泰西国家迎头追上，根源就在于将兆亿百姓的福祉性命，系于一家一人。所谓富不过三代、荣不过百年，‘何不食肉糜’的继承者一定会出现……这分明将矛头指向可掀起一系列危机的万历皇帝。

长沙首义后，这些传单更肩负起了向市民阐明起义的正义性，说明起义者是为民起事，纪律严明，并非乱党。并报道长沙起义以后，商民安居营业，绝无何任何妨害，‘内治种种，极有秩序，对外种种，皆属文明’，为宣传起义，消除民众的顾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东厂的人不是瞎子聋子，一直在尽力收缴传单、追查源头。然而上海这么大，印刷的地点灵活分散，又有市民掩护，真如大海捞针一般徒费力气。长沙首义后，上海东厂大珰邱义，便察觉到要坏事儿，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将上海的绅商一网打尽，以免重蹈长沙的覆辙。

然而上海太大，仅靠东厂和税司的人手，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才会找到吕坤，希望府衙派城防兵负责外围警戒，却被吕坤以需要请示为由回绝了。

邱义知道吕坤跟那些绅商不是一伙，而是九大家的人。在即将到来的大对决中，九大家态度暧昧，似乎没有参与进来的意思，所以邱义也不想撕破脸，在取得吕坤绝对不会帮助乱党的承诺后，他离开了上海府衙……没有王屠户，也得吃带毛的猪，他决定自己单干！

望着纠纠而去的邱公公，再想想呼风唤雨的绅商，吕坤鼻头一酸，险些掉下泪来。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九大家竟然瑟缩在角落，看着别人粉墨登场。国朝二百年，还没有过这样凄惨的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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