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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然而，吴胜发夫妇也没有在东莞买房子。尽管按照他们夫妻俩的收入，他们完全可以向银行贷款购买自己的房产，但他们至今仍然住在这套狭小、简陋的公寓中。

“为什么不买房呢？”我问。

“在哪里买呢？”吴胜发反问我，“万一我丢掉了那份工作怎么办？谁能保证我还会找到另外一份收入、地位差不多的工作？”

确实，没人能够保证。即使他在此地再住十二、三年，即使他在工作岗位上再“成功”，即使他在此地的社会阶梯上爬得再高，他仍然还是一个没有东莞户口、因而没有相应社会保障的“外来工”。

见我沉默良久，他又说了一句大概是为了活跃气氛的话：

“趁还能干的年纪，多攒些钱，以后回农村老家盖房子养老吧。”他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勉强。

不知为何，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袁小兵那篇描写吴胜发夫妇报道中的画面──

“机器的轰鸣取代了虫鸟的鸣叫，街上都是需要警惕的汽车、摩托和陌生面孔。他们在异乡互相慰藉，谨慎卑微地生活着，有时怀有对田园牧歌式爱情不可复返的惆怅。同样，家乡也只活在记忆里。现在的家乡，就像打工所在的城市一样让人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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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流动中的中国农民（1）

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是中国城乡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开始历史性巨变的十年。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也许是结构变动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十年来，农民工继续在各地大规模流动，但是流动的背景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走出了短缺经济和温饱阶段，这件事对全国经济是好事，但对农业和农民就不一定是好事。在短缺经济时期农产品的需求是没有问题的，只愁种不出来，现在农产品需求成为农民必须关心的问题。在这十年里，出现了城市国有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大规模的下岗和失业，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历史上没有过的。许多城市政府采取了诸如“腾笼换鸟”的旨在限制农民工就业的措施。在这十年里，农民工成为工业化的主力军，成为支撑城市日常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使这些城市新居民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方面严重滞后。

在这十年里，农民工本身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变化，农民工的成分也在不断变动之中：有的人已经退出农民工行列回乡，而新人在不断加入；当年的未婚姑娘小伙已经成家生子；当初做小工的，已经成了有手艺的大工，有的还成了包工头；当初的小保姆进入商业餐饮服务业；……。

1995年初，从农历腊月下旬到春节期间，我们曾经在安徽、四川的12个村作过300个农户的访谈。2005年春节我们回到这12个村，重访这300农户。

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

首先，在城市或输入地稳定地留下来的是少数。其次，从调查来看，十年前的年轻人有一部分还在继续外出，有一部分不再外出了，不再外出主要因为家庭原因。十年前的中年人，少数仍然在外出，多数顺利地完成了代际更替——自己不再外出，外出的是他们的孩子。

二、新生代农民工

经济发展一方面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欲望。在很多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可能不是人们更加满意，而是满意度的下降。

我们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他们多数都是高中或初中毕业，他们所感受到的生活压力显然低于他们的父母辈，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对打工条件的要求比父母辈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期望：首先在工资上他们的要求往往要比父母辈高，他们更在意工作环境、工作条件，更在意劳动时间，他们比父母辈更加关注自己的前景。

“民工荒”问题，如果仅仅从数量上来讲，我不觉得它是个真问题。如果真达到数量紧缺，岂不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已经解决了吗？但是我想，在民工荒的讨论中应该不仅关注数量视角，而是引进质量视角，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在的情况。

东莞就业局的黄慧屏局长对投资者说：你们不要把今天拉着拉杆箱来的农民工，看作和当初扛着编织袋来的农民工是同一种人。

三、身份认同

首先是流动中的沉淀。究竟什么算沉淀？有较稳定收入算沉淀？有较稳定单位算沉淀？长年在外算沉淀？举家外迁算沉淀？办理户口迁移算沉淀？在城市购买商品房算沉淀？显然，沉淀的定义不同，数量也不同。但是总的来讲，在调查中我们看到，不管按照哪种定义，在城市里沉淀下来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其次是身份认同。我们问外出农民工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你的家人、朋友怎么认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被访者普遍认同自己是农民，几乎无一例外。不管是低级打工还是高级打工，包括公司白领、小老板，甚至包括已经在城里购买住房的人，异口同声都说自己是“农民”。他们提出的理由是：我们没有基本的保证，不管我干了多久，只要不再和我签合同，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城里人失业、下岗就有人来管，我们失业也不算下岗，我们失业是没有人管的。调查员追问：城里人也会失业啊……，他们回答：城里人有房子住，可以慢慢找工作，我们在外面吃住都要花钱，压力大，十天半个月找不到工作，就慌了，只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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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流动中的中国农民（2）

四、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

我想这并不是因为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太低。习惯上总说民工“素质低”，“就业难”。其实就业决定不取决于单一指标。可能在就业决定中适应性才是第一位的。单纯从微观讲，似乎是线性的，教育投资越高人力资本越高，受到的训练越多就业可能越好。但从宏观讲，就业受制于需求结构，你的学历再高，如果没有需求，你的就业也是困难的。实际上，从数据来看，农民工的就业率是高于城里人的，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并不低。问题在于是农民工的脆弱性，承受风险的能力太低。从住房来讲，如果有住房，如果能降低农民工在城市住房的费用，则可以降低生活的流动成本，增加安全感，使他们能够承受更长的工作寻找时间，从而提高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从福利制度来讲，如果城市政府不仅承担城市下岗失业职工的就业责任，而且承担已经在城市做出贡献的农民工、外来工的就业责任，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提供低保，也能够提高农民工抵御风险的能力。

要解决这些事情，首先是要取消制度性的排斥，以身份为识别的隔绝制度或政策都是应该纠正的。其次，应该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包括降低就业成本、降低居住成本。降低就业成本包括真正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包括实行有利于就业的企业政策，包括不要用不切实际的、超前的所谓“高科技”过早地带来资本密集技术对劳动密集技术的替代。降低居住成本，应该允许多元化的住宅建设和住宅经营，应当在保证满足基本需求的条件下降低公共设施的成本，在不降低服务质量的条件下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

五、关注长期家庭分离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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