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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乙：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甲：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忏商量好了答复我。

乙：（起立鞠躬）谢谢委员长。

乙：回来同郭忏谈话约一小时。最后结语：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此外，叶正明还告诉我们说：“后来蒋介石又以请我父亲吃饭的名义要再次‘劝导’他。我父亲不去，说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非要见他也可以，先把我的部下放了，即那些关在集中营里的新四军部下。蒋介石一定要让我父亲去，几个特务强行抬着他去了，等于是抓去的。见面以后，蒋介石说：‘共产党对你有什么好？你不是搞了广州暴动，可后来人家不要你了。是我委任你当了军长。现在你只要说一句，皖南事变一切问题在共产党，我就放你出去。’后又以委任高官来引诱我父亲，我父亲要蒋介石先释放被监禁的部下，自己听任处置。蒋介石不同意。于是我父亲拍着桌子说：‘要是我不能对自己的部下负责任，我怎么还配去当委员长的高官？’　这样一来，蒋介石也生气了，连说：‘不谈了，不谈了。’后来还听说蒋介石气得推翻了桌子。总之，这些事都能说明我父亲的气节。”

叶挺还写过一篇《囚语》

10、在《囚歌》之前，叶挺还写过一篇《囚语》“投入另一心灵苦斗的战场”“阶下囚与座上客同时兼备一身”“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由于叶挺一直不屈服于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又顶撞了蒋介石，自然不可能再享受什么“优待”，他的监禁条件每况愈下，也就顺理成章了。叶挺成了关押过许多革命志士的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的长久“住客”。

“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监区，叶挺写下了他那首大义凛然的《囚歌》。“……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身躯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望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等诗句，因被编进了教科书，至今广为流传。

但是，绝大多数人却至今不知，在《囚歌》之前，叶挺还写过一篇最能反映他刚刚遭到扣押时心境的，而且颇带着感情色彩的文字——《囚语》。这篇《囚语》因被收在国民党当局的档案里而留存了下来。

叶正明夫妇从知情人那里听说父亲有这么一篇文字留下来，就千方百计寻找，后来得知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就与中央档案馆联系，终于看到了叶挺《囚语》手迹的复印件。经批准，他们前去抄录了一份。

由于大多数人没有读到过这篇文字，现全文刊登如下：

“自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吴梅村感恸深矣，戏拟四句不协（谐）律的诗：

不辞艰难那（哪）辞死，

生死原来相游戏。

只问此心无愧作（怍），

赤条条来光棍逝。

挚友任光，为中国音乐名家，《渔光曲》、《王老五》等均其杰作。随我至军中后，新作甚多，别有风格，对群众心理及大众化问题均深切明朗，军中均以“王老五”呼之。此次率其新爱伴随余行军，备受危苦。十日晨在高坦乡，正值激战中，教导队奉我令加入前线作战。我作简短演说后，群情激动。任君即指挥唱其新歌《东进曲》（实为《别了，三年皖南！》）与四周机关枪及手榴弹声溶成最伟大战斗交响曲。及是夜，全军转移至拾锦坑（石井坑），沿途数遭机关枪扫射。任君夫妇在余后被截击，落荒逃至一民家。翌日（十一日）晨，余知之，使人觅之归。观其狼狈困惫之状态深恸民族天才随余受难，惭感无已。及十二日，终日重围苦战中，情况万分紧张，余忙迫无暇关照其夫妇。入夜，四面燎火漫烧，曳光弹如萤箭四面飞来，侧后方阵地已为击破，余等已不得不移动。见余侧数尺伏卧人堆中，勿（忽）有二人辗转地上，在激战中不能闻其哀号。有人高呼：“王老五”受伤了！余近视之，知其重伤在腹部。时萤箭蝗飞，余心痛如割，无语足以慰之，无法足以助之。及后闻战士言，“王老五”老婆亦受伤了。任君夫妇当作同命鸳鸯矣，悲乎！愿后世有音乐家为我一哀歌以吊之。

余素无非分之想，绝非事业野心家也，但三次被叛逆之罪，七次一败涂地，落荒逃生。民十一年与薛伯陵、张向华同任孙大元帅府警卫团营长。六月间，陈炯明以二师之兵围攻总统府，余与伯陵两营人守御之。激战一日夜，当攻破之际，余与伯陵偕同向前门逃出。乱兵拥入，余一手撒五万元钞票于地，乱兵争拾取，余辈乘机挤出。在街上，复前后受机枪扫射，余二人逃散。余走数街，为乱兵追逐入一穷巷，一洗衣妇助我，取一梯登瓦上，走数十栋，始入一印刷店，为一老妇所收容。事后，为陈炯明视为叛逆而通缉。此一次也。兵败之后，不数日，余偕伯陵潜乘轮至黄浦（埔），登总理及委座所指挥之“楚豫”舰后突入白鹅潭。及许汝为兵败韶关之讯到，总理偕委座及陈策登英舰“武汉”号赴香港，余与林植勉、李南溟攀龙无术，并遵总理嘱咐留舰上。去年斩头欧阳格密与陈炯明方商议投降条件，乃监视余三人，拟缚献陈炯明一邀功。幸得水兵之助，逃至沙面，得一英人护送至航香港之轮船，始脱险。此二次也。至香港不数日，复奉孙（总）理之命，偕伯陵由广州湾潜至高州山中，协同电白县长谢晋臣编集绿林豪杰约千人，举兵抗陈炯明。约二月，事败，复逃至香港。此三次也。民十六年，清党事起，南昌举兵，至汕头，一败涂地。与周恩来、聂云（荣）臻潜伏乡间约一月，乃易服乘渔舟逃至香港。此四次也。是年冬间，广州之变起，历三日极之艰危，事败。余易服偕吾妹作难民逃至香港，几为香港警察所扣留。此五次也。后三日，复潜逃到日本东京，屡受警察所追查，仅留一月，不得不再行潜逃。在敦贺赴海参崴轮上，为便衣侦探盘问四分钟，几为所扣。此六次也。此次皖南惨变之事，余不得不负责任。但任军长三年来，实非所愿。三上辞呈，二次走避，而终不免于陷入漩涡，一败涂地。自动投案，又被（判）叛逆之罪。此七次也。余与吾妻谈及吾遭遇之事，吾妻答曰：“尔名与别字便是征兆，铤而走险，绝少平安”可（以）此作解释矣。去年七月过柳州，访张向华，向华指着我的面说：“尔这个衰仔，当了三年军长，不升不调，又辞不掉，全国找不到第二个。”我默然笑曰：“那是我的福吧。”至友严立三，现任湖北代主席，常谓自己为不祥之人，非遭变乱必不出而任事。余亦有同感焉。汉口未失陷前，余与立三在省府谈及我的辞职事。立三喟然曰：“不干也好，留以有待吧。”呜呼，立三！余历经折磨，此心枯矣，尚何待耶？去年蒋憬然、徐赓陶二君亦屡劝我不干，谓尔脚踏两片船，终有落水之日，并谓尔若在那处做事，总司令早已过瘾了。余无以答，只付之一叹。去年冬余妻回香港，过桂林时曾访李任公及陈劲节。来书云，二人均甚关心尔，深怪尔为什么不出来？此间传尔已被扣留。余致任公书有云：“当危难中，何忍舍部属于不顾？挺今日处境，正如走百丈独木危桥，已无返顾余地，桥折则溺水死耳。”今日桥果折矣，亦语谶也。

由重围苦战流血的战场，又自动投入另一心灵苦斗的战场了，后者比前者令人提心吊胆更加几倍。一个人，当可能达到他生命最后一程的时候，他的感情与理智，或感情与感情，或理智与理智（意识），一切矛盾是最容易一齐表现在他的心头激烈争斗着，比血的战场还要利（厉）害。他需要眼泪，好似后者需要血一样，这不是妇人、懦夫的眼泪，是壮士哭战友的眼泪。他需要狂歌，需要狂笑，最后一个意识、一个感情战胜了一切了，他会发出凯旋的微笑。

昨天《前线日报》载，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写着：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并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一叶”不知作何解？大概是指一页历史吧。若是指一个不值半文的囚徒叶挺，则那个“冤”字是不恰当的。应当改为“奇遇”好些。我这次遭际，却（确）实是人生的奇遇。自到友军后，直至上饶，数日间，阶下囚与坐（座）上客同时兼备一身。古人云，昔日坐（座）上客，今朝阶下囚。与我比起来岂不逊色？我现在所食伙食，据仆人说，每天四块，一月就是一百二十块，可说是全世界最高等的囚徒了，岂非奇遇？

我的结婚戒指，十五年来无日离开手指，但三次离开就碰着三次遭难。潮汕之败走乡僻中，恐为人著目，取置袋中。广州失败逃香港，留置吾兄家中。此次至上饶囚室，又为取去代存，大概怕我吞金自杀吧。吾妻若信谶兆，以后必将此戒指钉在我的指上，如此不至灾难矣。

前偶游泾县对河一古寺，适一和尚坐化，得其焚葬方法，用一缸、两担炭满足，真是最经济、最合理的方法。此时我发愿：他日能将我躯壳（当然是在灵魂开了小差之后）照这个法子处理，是最好的。

吾妻于二十一号来一电，嘱我应为六七个儿女（第七个尚在胎里）珍重自惜。妻儿的私情固深剜着我的心，便我又那（哪）能因此忘了我的责任和天良及所处的无可奈何的境遇呢？我固不愿枉死，但责任及环境要求我死，则我又何惜此命耶？覆吾妻一电，请求代发，据闻尚未发出。电云：

“电悉。军人天职，人格重于生命。处无可奈何之境，听天由命可也。尔可在家为我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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