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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丛书简介

对于侵略者的屠杀行经，无论怎样的愤怒谴责和正义声讨，都不过分，都十分必须，事实上，我们每次大的纪念活动也都是群情激愤，令人昂然；对于我们自己的奋勇抗战，无论如何歌颂，也都是十分需要的。但这一切都是远远不够的。情绪上的宣泄，自然都十分重要，但如果没有理性的导引和行动的保障，不但大打折扣，而且苍白无力。纪念不仅是为了前人，更是为了后人，是为了后人不要重蹈覆辙。60周年来临之际，理性反思那场战争，反思战争为什么爆发，反思日本人为什么能够侵略中国，反思中国人为什么会被一个弹丸小国侵略，现在和将来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应该是最好的纪念。中华民族不能仅仅满足于情绪上的激愤这类浅表层面的作业了，都60年了，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2005年国家重点图书《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就是本着这个目的而策划。丛书试图避开屠杀和抗议，从深层文化视角，透视并反思日本侵华战争，史论结合地、理性地研究日本人对中国的各种侵略行为背后的根源尤其是各种文化侵略。文化本身并不是武力，但当文化被用来为武力侵略服务的时候，包括事先制造侵略他国的思想舆论，对将来武力侵略他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种种学术意味的设想、研究和论证；或在战争中为侵略进行宣传、辩护；或在占领他国的条件下，以奴役被侵略国的人民为目的，蓄意歧视、污蔑、毁损、破坏、掠夺对象国的文化，并将自国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设施、自国的语言文学等强加于对象国，这些“文化”的行为都构成“文化侵略”。同时，文化不是行为，但却是行为背后的根源。

丛书共4册，全部于2005年6月由解放军（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日本人对中国的阴谋以及在战前战时战后对中国采取的各种文化侵略。日本对华文化政策是日本试图长期征服中国而采取的长远战略，他们在100多年前就设计出了先占领东北排斥俄国人，进而华东、华北、华南及全中国的方案，令人震惊！中国人不可不读。该书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日本右翼言论批判》是中国学者对日本右翼文人的回击。作者站在民间立场上，对日本右翼文人鼓吹“皇国”史观、美化侵华历史、推卸侵略罪责、否定南京大屠杀、敌视中国及中国人民的历史观做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并对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驳。

《日本对华教育侵略》揭露日本侵华教育的险恶用心：彻底摧垮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培养日本民族的“皇国观念”，达到彻底灭我国家、灭我民族、灭我文化的目的。当时很多东北人甚至不知自己是中国人！本书揭露日本侵华教育的险恶用心及对中国人的毒害；该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子课题。

《“笔部队”和侵华战争》研究批判小鬼子的军事文学！“笔部队”指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狂热地鼓吹杀人、肆意颠倒是非的所谓作家们。该书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精品工程项目，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本书简介（1）

国家重点图书《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研究丛书由解放军（昆仑）出版社出版。

一、

近现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全方位、多层面的，正如日本的许多侵华理论家所强调的，那不仅是一场军事的战争，而且是一场“文化战”、“思想战”。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经不同于15～17世纪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抢劫骚扰，而是以长期占领中国，将中国殖民地化（即所谓“皇化”）为目的。换言之，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抗日的中国人的“命”，而且更要中国人的“心”。前者靠刺刀枪炮就能办到前言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后者却需要利用“文化”这把软刀。因此，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整个过程中，“文化侵略”作为侵略的一种方式和途径，是与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相始终的。

实际上，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往往不仅仅是纯武力的较量，也是文化的较量，因为武力只能消灭和征服对象国人民的肉体，而无法征服其思想。纵观现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史，“侵略”往往并非纯武力的侵略，也必然伴随着文化的侵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尤其如此。在现代日语中，也有“文化侵略”这样一个汉字词组，其意思是“文化的侵略”，即利用“文化”的手段，为“侵略”服务。但是，当年日本人并不把“文化侵略”叫做“文化侵略”，而是称为“文化方策”、“思想战”、“宣传战”或“思想宣传战”、“在支文化事业”之类。说法不同，实质一样，本书都把它们归结为“文化侵略”。本来，“文化”是指超越物质实体的观念的、精神的东西，主要包括思想意识、学术研究、文学艺术、舆论传媒、宗教信仰、语言教育等等。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是“武力”，在通常状态下，它们具有软性特征，因而“文化”本身决不可能直接用来夺取他国领土、杀戮他国人民。但是，当“文化”被用来为武力侵略服务的时候——包括事先制造侵略他国的思想舆论，对将来武力侵略他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种种学术意味的设想、研究和论证；或在战争中为侵略进行宣传、辩护；或在占领他国的条件下，以奴役被侵略国的人民为目的，蓄意歧视、污蔑、毁损、破坏、掠夺对象国的文化，并将自国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设施、自国的语言文学等强加于对象国，——这些“文化”的行为都构成“文化侵略”。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就具备了这些特征。因此，在本书中，所谓“文化侵略”是日本侵华史上的一种客观存在，而不是一个虚拟的抽象概念。而且，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历史比武装侵略的历史更长，在日本对华侵略中所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

二

历时地看，日本对华文化侵略有两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对将来用武力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种种学术意味的设想、研究和论证，事先制造侵略中国的思想舆论。

众所周知，日本人觊觎中国，由来已久。16世纪末武士幕府大将军、军事冒险家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的根本目的是以朝鲜为跳板“直捣大明国”，把中国纳入日本的版图。中国明朝看穿日本野心，决定援朝抗日，经过八年奋战，终于将日本赶出了朝鲜。丰臣秀吉的可耻失败，使得日本在此后的17世纪至19世纪末叶的二百多年中不敢贸然大举犯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放弃了侵略中国的野心。恰恰相反，在此后的二百多年中，日本不少在野民间人士，自发性地通过种种方式，对日本侵华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种种试探和研究。有的通过文艺的形式表达和宣泄侵华意念与幻想，有的则通过学术研究的方式为侵华出谋划策，提出了系统的侵华理论和方略，并以此对当权者和日本民众施加影响。其中，最早通过文艺的形式表达侵华意念的是17世纪日本著名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他在大型历史剧《国姓爷合战》中让日本武士开进南京，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了日本人的王国。这出戏连续三年在日本上演不衰，观众多达二十多万人次，就受欢迎的程度和演出的盛况而言是空前的。这种情况说明，在丰臣秀吉侵略中国的迷梦破灭一百多年后，一些日本人对于中国仍暗怀觊觎之心，犯华之心不死，有时还变得炽热如火，由于难以付诸行动，就以文艺的形式加以虚幻满足和宣泄。《国姓爷合战》的出笼和大受欢迎，是18世纪初许多日本人的某种心态的一次大暴露。

到了19世纪初年，又有民间文化人用学术著作的方式，系统全面地提出了侵华方案，他就是佐藤信渊。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出由日本——他称为“皇大御国”或“皇国”——来统一世界是神所赋予日本的一种使命，由此设计出了一个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的计划“秘策”，并论述了如何“攻取”中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甚至连各省府在“攻略”中国时的出兵顺序和作战分工，也替后人做了周密的安排。佐藤信渊作为一介平民书生，竟然能在19世纪初就提出了征服中国的详细计划，其野心之张狂和构想之周密，现在读来都令人触目惊心。不久之后，被后人称为幕末维新志士的吉田松阴，在明治维新前夕又提出了“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临印度”的狂妄设想，认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第一步，应是“割取朝鲜、满洲与###”，为此后日本走向近代军国主义国家之路，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

本书简介（2）

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日本的侵华理论也呈现出了新的表现形态。即由此前的“纸上谈兵”——在书斋里提出侵略主张和实施方略——演变为侵华理论与侵华战争的互动。著名私塾先生与民间报人福泽谕吉，以一个学者文人特有的方式，打着“文明”论的幌子，极力为对华战争寻找理论根据，他宣称日本已经是一个和西方列强一样的“文明”国家，中国及朝鲜还是“野蛮”国家，日本攻入朝鲜和中国是为了推进“文明”，不服从日本就是不服从“文明”，因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文明”的战争，而“文明”的战争是绝对正确的和必要的。他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后的二十年的时间里，写了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无所顾忌地大谈战争的好处、打仗的好处，并对战中采取何种策略、战后如何要挟中国割地赔款等，提出了种种点子和建议，甚至怂恿日本军队“直冲北京可也”。福泽谕吉是一个典型的穷兵黩武主义者、近代日本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对政府的侵华决策和民众舆论，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甲午战争期间，另一位著名文人德富苏峰则鼓吹“大日本膨胀论”，认为大日本人口要膨胀，国土也要膨胀。为此他极力主张对中国开战，提出了“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的思路，即把中国北方纳入日本版图，然后再继续南下，占领台湾。德富苏峰提出的这些侵略中国及亚洲的思路，与同时期福泽谕吉等人的思路基本吻合。这意味着，在甲午中日战争前后，日本民间学术界对华侵略的主导思想和舆论导向已经初步形成。此后半个世纪的日本侵略史表明，日本正是按照“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的基本思路进行侵略扩张的。甲午海战后日本人占领了旅顺，割据了台湾作为“南渐”的跳板，在北方占据辽东半岛，1904年又与俄国争夺在我东北的权力而展开了“日俄战争”，此后日本将其势力逐渐扩张至整个东北，1931年策划成立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果真“将太阳旗插上北京城头”，1941年后又将战火从中国大陆烧向“南方”（即东南亚地区），日本半个多世纪的侵华史几乎与德富苏峰之类的御用文人学者的设计完全吻合。

除了赤裸裸的侵华主张之外，日本还有一种具有“怀柔形态”、也更虚伪的侵华理论。它与上述的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人的赤裸裸的武力侵华论相反相成，形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软硬两种理论形态。他们不是像福泽谕吉那样主张“脱亚”，将日本搞成一个“欧洲国家”，而是与福泽谕吉相反，提出“兴亚”或“振亚”。其中，最早系统提出这一思想的是19世纪90年代的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1893）。“大东合邦论”是以儒学加以包装的、建立在近代种族主义基础上的具有“怀柔形态”的日本侵华理论，强调亚洲黄种人与西洋白人的种族对立，认为亚洲黄种人是“单一种族”，因此应该通过同一种族“亲和”的方式实现“合邦”，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国”。藤吉之后，“单一种族”论就被进一步发展为“同文同种”论，成为“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接着，日本近代著名美术理论家冈仓天心（1862～1913）用英文写作并出版了《东亚的觉醒》（1902）、《东洋的理想》（1903）两书，提出了“亚洲是一体”的口号，认为亚洲的统一是“东洋的理想”，而只有日本才能担当起统一亚洲的责任，中国、印度等其他各国都没有这种资格和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与福泽谕吉的“脱亚论”表面上看完全不同：前者对东方的传统文化给予高度评价，后者则将东方传统文化基本上视为野蛮落后的东西；前者提出“欧洲的光荣，即是亚洲的耻辱”，后者则对西洋文明顶礼膜拜，主张“脱亚入欧”。但两者的对立和不同只是表面上的，这实际上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思想的一把双刃剑：一面是要日本成为西方列强那样的具有对外侵略能力的国家，一面则要牢牢掌握在亚洲的支配权，而不让西方列强染指和分享。

到了20世纪初，随着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争夺激烈化及日俄战争的爆发，“亚细亚主义”越来越成为侵华理论的主流形态。明治末年和大正初年，以中岛端和酒卷贞一郎为代表的一些日本文化人，面对中国社会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所不可避免的巨大动荡和混乱，幸灾乐祸，蠢蠢欲动，怀着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通过学术著作的方式，大肆宣扬“###必死论”和“西方列强分割论”，认为西方列强必然要分割中国，中国必然亡国，日本应该“保全”中国，“保全”的实质是使中国成为日本的被保护国、附属国；如果中国灭亡，那也只有日本才最有资格来独占中国的“遗产”，西方列强无权染指。1916年出版的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是一部大亚细亚主义及侵华理论的集大成和代表作，其实质就是让中国承认日本对亚洲、对中国的领导地位，拱手把所谓“外藩”满蒙地区让给日本，另外十八省的“改造”，也要在日本的指导下实施；中国必须接受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提携”，最终完成“###与日本的统一”。显而易见，这种“大亚细亚主义”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侵略中国的强盗“主义”，是日本强加于亚细亚、强加于中国的军国主义。

本书简介（3）

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第二个阶段，是在全面军事入侵后，将文化侵略作为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利用文化手段为侵略服务，为长期占领并奴役中国人民服务。

七七事变后，日本一些学者文人在纳粹德国战争理论的启发下，将现代战争看成是“总力战”，并提出了“思想战”、“宣传战”、“思想宣传战”的概念，以此作为“总力战”的重要环节，并对“思想战”、“宣传战”问题做了系统的理论阐发和研究。至此，对华文化侵略已经高度自觉化和理论化。日本军国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思想宣传战”及文化侵略的措施。在日本国内，进一步加强了对国内的思想统制和舆论宣传的控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宣传问题的“大纲”、“纲要”之类的文件，操纵了全国的战争舆论，所有舆论媒体机器都开足马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针对中国的“思想宣传战”。在中国沦陷区，则在军事占领后立即着手进行所谓“文化工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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