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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南诏的祸患既然愈来愈烈，于是徐州的兵也调来驻防桂林；久戍思归，因有庞勋之乱，其后王仙芝、黄巢即乘之而起。唐朝之亡其近因肇始于此。所以《新唐书·南蛮传·》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南诏和唐朝的关系可算是够大的了！

南诏和中国的关系虽然很重要，但因所包涵的民族太复杂，遗留下来的史料又不多，所以清朝一代治西北史地成为风气，而致力于南诏史研究者却寥寥可数。清乾隆时卢文弨曾校过唐樊绰所著《蛮书》，清末民初沈子培先生也有《蛮书》校本之作。卢校原本现存南京国学图书馆，只二十余事，大都琐屑，无关宏旨。沈校仅见一《跋》，全书存否，不得而知。欧洲汉学家注意南诏史者有一九○四年出版珊松译的《南诏野史》（C。Sainson，Nan…Tchao　Ye　Che，Histoire　particuliere　du　Nan…Tchao，Traduct　on　d〃une　Histoire　de　l〃ancien　Yunnan），伯希和（P。Pelliot）的《交广印度两道考》（Deux　itineraires　de　Chine　en　Inde　？觃　la　fin　du　VIII　siècle　依冯承钧先生译名）中，也讨论到南诏史上的一些问题。日本学者有铃木俊的讨论六诏地望一文，发表于《东洋学报》中。近二十年来，中国方面注意西南民族历史的人始逐渐多起来，云南学者如方国瑜、徐嘉瑞、范义田诸先生，前中央研究院如陶云逵诸先生，对于南诏史的研究，都发表过很好的文章。以视二十年前之寂寞无声，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一九三九年夏天，我到昆明，住在乡下。因为想知道一点西南历史，才从事于樊绰《蛮书》的研究。十几年来，对于《蛮书》仅仅作一番校注工作，若说南诏史，还是在那里摸索，并未能豁然贯通。今因周一良先生的敦促，于是将论唐代纪载南诏诸书的旧稿，加以修正，重新写成《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一文。兹谨以此短篇作为献给一良先生尊人叔？

前辈先生花甲之庆的礼物。并愿藉此求国内外治南诏史的诸先进予以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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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武帝通西南夷以后，《史记》两《汉书》都有《西南夷传》，述西南事情。其以西南的人著书专纪西南如云南的历史者，只有成都杨终的《哀牢传》。杨终书仅《后汉书·西南夷传》章怀太子注引一条，述哀牢夷九隆氏自禁高至扈栗凡八代名称，余俱不传。杨终以后，晋常璩《华阳国志》也曾约略纪到云南。《太平御览》所引书有《永昌记》、《永昌郡传》和《南中八郡志》。《南中八郡志》又见于《艺文类聚》，自是唐以前书，中有永昌一郡，其余七郡，《类聚·御览》所引都未说及，不过其中提到交阯（《御览》九一○）邛河（《御览》七九一），是《八郡志》的内容，也相当广泛。《永昌记》提到哀牢王（《御览》三五八）。《永昌郡传》则于永昌郡外，并叙述到云南东部朱提、建寗、兴古三郡（《御览》七九一、七八一、五五六）；这都是后汉以迄蜀汉所建的郡，齐以后始废。故《永昌郡传》或许也是唐以前的作品，与《哀牢传》同为纪述云南的最古文献。

魏晋以后，云南与中国的关系日渐疏远。北周武帝天和五年（公元五七○年），命大将军郑恪率师平越嶲，于其地置西寗州，只到今日西康的西昌一带。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公元五九七年），史万岁平西寗羌，进讨南寗夷爨翫，度西二河入渠滥川，破其三十余部。西二河即今洱海，而渠滥川则今凤仪。南诏时之称大厘亦曰史，当与史万岁有关也。到了唐朝，与西南交往日繁，使节往来不绝于书，于是山川能赋，成为著作。如袁滋《云南记》、韦齐休《云南行记》、樊绰《蛮书》、窦滂《云南别录》、徐云虔《南诏录》诸书，咸出于目识亲览，为今日研究唐代南诏史的第一手资料。袁滋、韦齐休、窦滂、徐云虔诸人之作虽已不传，而从《御览·通鉴考异》所引一鳞片爪，犹可以见其梗概。今就所知，略考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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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二　袁滋云南记

二　袁滋云南记

唐与云南关系，高宗时始见记载，咸亨初（公元六七○年左右）将军李义（《旧唐书》作李义总，《骆宾王集》作李义）率师伐姚州群蛮。《骆宾王文集》卷九有《兵部奏姚州破逆贼柳诺设杨虔柳露布》及《兵部奏姚州破贼设蒙俭等露布》二文即纪此役。天宝初，云南叛唐与吐蕃合，时扰西川。至德宗贞元初，南诏异牟寻苦吐蕃征敛无度，因清平宫郑回之劝，有归唐之志。其时西川节度使为韦皋，遂发书招谕。贞元九年，西川与南诏定约；十年，南诏破吐蕃于神川；同年六月，唐遣袁滋为册南诏使，至云南。袁滋的《云南记》，就是纪此行见闻之作。唐人著书言云南，当以袁氏之作为最早。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新唐书》一五一有传，《旧唐书》一八五入良吏传。据《新唐书·南诏传》，贞元十年那一次的出使，以袁滋为持节册南诏使，成都少尹庞颀副之，崔佐时、刘幽岩为判官，俱文珍为宣慰使。袁滋诸人入云南，走的是北路，《新唐书·地理志》戎州开边下小注云：

自县南七十里至曲州，又四百八十里至石门镇，隋开皇五年率益汉二州兵所开。又经邓枕山马鞍渡，二百五十里至阿旁部落。又经蒙夔山，百九十里至阿夔部落。又百八十里至谕官川，又经薄川，百五十里至界江山下。又经荆溪谷渘池，三百二十里至汤麻顿。又二百五十里至柘东城。又经安寗井三百九十里至曲水。又经石鼓，二百二十里渡石门，至佉龙驿。又六十里至云南城。又八十里至白崖城。又八十里至龙尾城。又四十里至羊苴城。贞元十年诏祠部郎中袁滋与内给事刘贞谅使南诏由此。

刘贞谅即俱文珍，从义父姓后改为刘。这就是《蛮书》所说唐代入云南的北路，一称为石门路。《地理志》所云开皇五年益、汉二州兵开路一事，也见于《蛮书》。《蛮书》卷一《云南界内途程》纪北路云：

从石门外出鲁望昆川至云南，谓之北路。从黎州清溪关出邛部，过会通至云南，谓之南路。从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门，上有隋初刊记处云：〃开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兼法曹黄荣领始益二州石匠，凿石四孔，各深一丈，造遍梁桥阁，通越析州津州。〃盖史万岁南征，出于此也。天宝中鲜于仲通南溪下兵，亦是此路。后遂闭绝。仅五十年来，贞元十年南诏立功归化，朝廷发使册命，而邛部旧路方有吐蕃侵钞隔关。其年七月，西川节度韦皋乃遣巡官监察御史马益开石门路，置行馆。（所引《蛮书》文字，依拙著《蛮书校注》，对《四库》本时有是正。）

这里的石门，在今云南盐津县境内。今盐津县豆沙关路左摩崖上还存有袁滋入云南时经过此地的摩崖题名一篇。题名一共八行，俱左行，全文楷书，唯〃袁滋题〃三字篆文。文曰：

大唐贞元十年□□□□九月廿日云南宣慰使

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

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

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

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

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

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

袁滋题

袁滋是唐代的一位书家，以篆隶著称当时，其篆书《痦铭》，知者甚多，楷书极少见。此一题名，可以补正两《唐书》及《蛮书》之处不少。而所谓石门路，我又疑心就是秦汉以来自四川通云南的五尺道。《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时常略通五尺道〃一语张守节正义云：

《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颜师古云，其处险厄，故道才广五尺。如淳云，道广五尺也。

唐时的郎州属戎州都督府管，辖味、同乐、升麻、同起、新丰、陇堤、泉麻七县，当今云南昭通以南至于曲靖陆凉诸县地。故《括地志》所指郎州境内的五尺道，大概就是石门路；隋唐两代不过加以修理而已。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四有《送袁中丞持节册南诏》五韵一首，即赠袁滋使云南者，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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