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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魏东之死也成为2008年中国经济与社会转轨过程中的另一起代表性事件。这位13年前摧垮万国证券一举成名、6年前收购湖南“九芝堂”、2008年完成第一家券商借壳上市的资本大鳄，在坠楼前留下的遗书中，给自杀开出的理由是“长期工作压力和近期外部环境压力”“严重的失眠及抑郁”等。

资本市场是高智商战场，魏东的遗书毫无疑问只是一组达芬奇密码，只有极少数人能真正看懂其中的玄机与奥妙。据说他在自杀前曾两次被中纪委的调查小组找去谈话。人们联想最多的是其收购国金证券并借壳上市事件。

5月7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一篇报道称：

本报记者近日通过多渠道调查发现，魏东自杀背后，或许与中纪委联合几个部门，正对股改前及股改之后形成的巨额利益输送进行的联合调查有关，其中一些公司上市前的国有资产流失以及一些券商借壳上市，可能是魏东自杀背后原因的重要疑点。

一个月后的6月10日晚，“财经网”一条新闻──《祸起证监案　国开行副行长王益被“双规”》迅速被广泛转载，报道称：

2007年起，出身白族、热爱音乐的王益作词作曲的《神州颂》在全国很多城市进行演出，演出阵容庞大，耗资不菲。知情人士称，与王益关系密切的企业有的直接提供赞助，有的则买下数百张票让员工去看，其中不乏一些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不久前自杀身亡的“涌金系”掌门人魏东，据信与王关系密切。涌金旗下的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是王益在证监会时期的秘书，魏东的哥哥魏锋是王益《神州颂》演唱会的策划人之一。

1999年2月，王益从证监会调任国家开发银行担任副行长，分管研究部等部门。一些市场人士反映，王益并未就此离开证券界，凭借其深厚的人脉关系活跃于资本市场与证监会官员之间。据悉，广发证券借壳的内幕交易、太平洋证券的蹊跷上市等，都与王益颇有瓜葛

《证券市场周刊》本计划于2007年底太平洋证券离奇上市前发表记者《谁批准了太平洋上市》的封面文章，却被有关部门临时叫停，妥协三个月后，又拟定于2008年3月初一期发表，然而就在2月底送厂印刷的时候再被有关部门叫停。记者李德林后来在博客中写道：“我不知道该愤怒还是哭泣，这是资本市场的悲哀，也是新闻人的悲哀。”

寥寥数语，将权贵与资本联盟、诱惑与淫威并用的强势利益群体的脸谱刻画无遗。

2008年胡润百富榜上，注定只剩下一位魏东。谁说开餐馆的不如做金融的活的潇洒？

“两头尖”的产业拘谨

尽管飞跃集团是个名牌企业，但从世界产业链角度来讲，其掌门人邱继宝仍属于“低端富豪”，而做资本运作的魏东一直以来虽为人低调，但在外人看来已身处高端。

没曾想到，邱继宝的飞跃出了问题，从下到上的政府部门，都乐此不疲加以扶持，而魏东的利益链条断了，多重选择的利弊比较之后，自杀竟成为最佳选择。

换个角度来讲，邱继宝与魏东事件本身是次要的，即使不是飞跃面临危机，也会是“踊跃”“跃跃”，即使自杀的不是魏东，也可能是张东、李东。关键在于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政府部门态度与行动的对比。

邱继宝们的困境，是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成本上涨、通胀、新劳动法等因素下，制造业企业困境进一步深陷的写照。邱继宝必须深刻反思其扩张过快、拿地手笔大、管理绩效差等问题。

商务部与浙江省及台州市等部门，显然已把飞跃看成一个领头羊，纷纷伸出有形之手进行扶持，因为如果“国宝”破产了，则等于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但关键是这有形之手，怎么个伸法的问题。要知道，早先四大国有银行和交通银行都向飞跃巨额放贷。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浦东发展银行等也在其列，如果不对这种非理性行为进行严格的规约，而只是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驰缓飞跃，可能事倍功半。

飞跃困境同样暴露了民间信贷的尴尬。据悉邱继宝在宁波民间融资额就过亿元，如果邱继宝梦断飞跃，牵涉的人与机构更多。但沉淀在民间巨额的民间资本，彼时找不到合适的出路，紧缩期间又不愿向中小企业发放或发放的利息极高，到最后便成为纵容飞跃纵身去进行一次“不可能完成的飞跃”。

相比于邱继宝，有关部门招安违法违规前的魏东的难度要大多了。股改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向着纵深方面发展，出现一些新问题也不足为奇。问题是，资本市场上权力分化的现象愈发明显。表面上来看，要么是风平浪静了，要么只是一些惯常的小聪明、小伎俩，实际上大案要案可能正在酝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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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彭年和张祥青的慈善鞭策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年代，中国的企业家像当下一样愈加重视慈善，慈善正逐渐成为企业家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一队伍的排头兵是余彭年（原名彭立珊）。他被称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己的行善之途，2003至2008年捐款金额达30亿元。2008年的余先生，已是86岁高龄。我们称他为“老善者”。

余彭年的慈善前世

2008年4月2日，第5届胡润慈善榜发布，100位慈善家共捐赠了近129亿元（从2003年至2008年发榜前）。上榜的100位慈善家捐赠超过1亿元的慈善家就有27位。余彭年第三次问鼎慈善榜首位，朱孟依以捐赠价值11亿元的股份排名第二，黄如论以亿元的捐赠额排名第三，他曾蝉联胡润慈善榜冠军（2004年与2005年）；牛根生承诺捐出全部股份，其已捐出的价值约为亿元，排名第四。

若按捐赠总额计算，余彭年可以排在美国慈善榜的第30位，包括余彭年在内的6名慈善家可以入围英国慈善榜前十名。可以说，这些慈善家正在改变着中国的财富形象。

当然，给慈善家们排名只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激发鞭策企业家及普通公众对慈善和环保等公益事业的关注。

余彭年是一位令人尊重的专职慈善家，我们从湖南省侨联一位老干部处，了解到了他的“慈善前世”。

余彭年是湖南省涟源市人。大概是1982　年间，改革开放不久，深处内陆的涟源县（后易名为涟源市）尚处于混沌初开时期，当地百姓和干部“左”的羁绊尚未清除。余彭年（家乡人只知道他叫彭立珊）从香港衣锦荣归，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老家，设席几十桌，大宴乡亲；大部分百姓欣然赴宴，而几乎全部受邀的县、乡、村干部则缺席，说是“不吃资本家的饭”。

还有一个原因是，据说余彭年是1956年在上海流浪很不得意时偷渡到香港去的，有些人怕沾上“关系”而受“牵连”。再一种说法是，余彭年在香港赚的钱“不光彩”，在香港的涟源老乡都不与他打交道，连余彭年初到香港时接收他打工的一位龙姓书店老板在后来余彭年发迹后也不理睬他。然而，时隔不久，随着余彭年在涟源捐赠医院设备、修桥补路，当地慢慢改变了对他的印象和看法。

1984年，余彭年给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后易名为湘雅医院）捐赠了10辆配置完备的救护车。然而，第二年他回到长沙，意外发现救护车已改为领导用车，车上原有的救护设备已被拆除。

余彭年对此事耿耿于怀，曾在香港报纸上披露；自此之后，他对湖南的捐赠越来越少。20世纪90年代，余彭年打算把深圳市彭年广场私产捐赠给深圳市时，湖南省曾力争他捐赠给湖南未果。

从2002年起，余彭年将执掌的深圳彭年酒店的业务交由希尔顿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管理，并为此每年向希尔顿支付1500万元费用。他辞去酒店董事长职务，成为一个专职慈善家。这一年，余彭年向深圳市人大提交报告，要求人大立法保护自己的彭年酒店及其他产业不被侵占、挪用、毁损，或者转让、抵押，而将它们所有的利润全部用于社会福利事业。

此时，离“私有财产入宪”还有2年，离物权法施行还有5年。法律的空白使得余彭年的计划很自然地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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