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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一切尽不在言中，作为中国航空公司负责业务的高层主管、作为美方长驻中国的代表、作为此次探索新航线最高级别负责人，邦德把所要表达的都写在了这份报告中。

抵抗到底的国民政府（13）

没说不能飞，也没完全肯定能飞，没有乐观估测，也没有夸大困难，没有繁缛的语句，没有空洞的表述，更没有豪言壮语似的口号，邦德把所要说的话都说了。

实事求是，事情就是明摆在那里，成功和失败是对等的，就看“上面”怎么安排。总经理黄宝贤当天就把这份报告传递到交通部，交通部再转至蒋委员长手中。

不过，在很多人眼里，“新航线”的“前景”实在黯淡，连那两条“气若游丝”的道路的状态都达不到。

选择密*

估计是在重庆的蒋介石差不多急得火烧眉毛了，“中航”这里还是依旧在有板有眼地作着“新航线”的评估。也是没有法子，人和大自然打交道、和老天爷过招，必须要遵循科学。

实际上也没闲着。

那份考察报告只是邦德对未来的“新航线”的初步验证，最后汇总并作出评判以决定是否启用已非“中航”能力而为，要由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决定，对此，邦德和黄宝贤心里再清楚不过。把考察报告递交后，邦德、黄宝贤站在地图前足足研究几天，最后两人一致判定，即使是交通部及政府高层对新航线的开辟缺少信心，但“中航”也应该尽快在境外的某一点上设立准备今后使用的基地。

地面部队已经很难阻止日军继续推进，重庆和昆明是否能守得住已是问题，即便是能“守”得住，假如日本人采取“迂回”绕过这两个战略点，只要遏制相连重镇和枢纽，结局都一样。再看目前的态势，仅就国内而言，已经失去了战略“纵深”——没有任何补给基地，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中国航空公司”的事情了，而是涉及整个中国生死存亡之问题。

当务之急，就是迅速开辟航空战略补给基地。

道理如此简单。

邦德、黄宝贤摊开地图，开始用航尺测量，两个商业航空公司高层领导此时做着本该是部队参谋做的事儿，当再次抬起身后，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同时把目光盯在了一个点上——密*。

明摆着，那里是迈立开江、恩梅开江的汇合处，有很好的深水港，最令人心动的是，它是缅北铁路终点站，密*到昆明、不，是到西南的任意一个点上，对于DC—3来说，都在它的航程之内，无论怎么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实在是再没有一个比它更合适开辟新基地、新航站、新中转的理想地方。

看来是迟早都要做的事情，并且刻不容缓，下定决心后，黄宝贤马上起草给交通部的请示报告，毕竟是涉及两个国家的事情，仅凭一个航空公司的能力还远远不够。那边，邦德再次搭上一架即将起飞的飞机，他要去仰光，找英国人协商，希望能同意扩建密*机场。凭着平日里结下的友好关系，邦德相信英国殖民者是会给他这个面子的。

原“中航”资深飞行报务员陆元斌老人回忆，在1942年初，国民政府交通部还有一个拟议中水陆运输方案：将进口物资通过波斯湾经铁路横跨土耳其，再到里海一个口岸，然后再用船运到苏联，最后通过中苏陆路边界从新疆再至重庆。

肯定是考虑到如果真的实施，这条运输通道全长超过8　000公里，中转周折太多，困难巨大，而且中间有一个点发生阻断将影响整个全程，战时，说不准、难以预料的事情太多，故，最后放弃。（注七）

马拉松式谈判“新航线”（1）

关键人物一：宋子文和他的“备忘录”（一）

历史发展长河中，每每到了关键当口，总是要有那么一个或是几个也许并不是声名显赫，也许有的是地位、位置卑微的人，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有的还完全是漫不经心状态下，只是偶然间的动作和语言，就足以改变了整个历史。于是，注定，他们的名字永远地留在了岁月的记忆中。

夏普危难关头搭救蒋介石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现在，又轮到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先生出场了。

就在邦德、黄宝贤拿着航尺在地图上计算的时候，美国纽约，被蒋介石以“全权代表”身份派赴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及他的顾问亚瑟·扬出现在四十二街和列克兴街交叉口的克莱斯勒“泛美”总部会议室，战争、一场步步失利的战争让本是风度翩翩的金融才子狼狈不堪，作为一国之外交部长，宋子文根本顾不上和合作伙伴交涉时的“对等”，屈尊就驾和他的航空顾问亚瑟·扬径直来到“泛美”公司总部会议室，与胡安·特里普、哈罗德·比克思等高层商谈，尽快为“中航”增加15架飞机和开辟新航线等事宜。

与邦德、黄宝贤的“计算”惊人的吻合，简直是如出一辙，国内军事参谋部门也认为，即将开辟的新航线在境外的基地应该是缅甸的密*。

作为委员长及国民政府的全权代表，从配合陈纳德买飞机、招募志愿队开始，这段时间，宋子文几乎一直停留在美国，凌乱、繁琐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不仅仅是要协调正在全面抗战中的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错综复杂并且极其“微妙”的关系，几乎每时每刻都有相当麻烦、令人棘手、非常头疼的问题都需要这位哈佛博士处理。

此时他的工作，犹如救火队队长，处理的是邦德曾经在中国处理的事情。出自邦德之手的那份考察新航线的报告是交通部转给他的，增加飞机、提高运量，纯粹是“中航”内部和“泛美”总公司之间的事情，照理是公司内部调剂即可，但国内残酷的战局和中美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让他根本不敢掉以轻心，这一次，他必须事必躬亲。

没有办法啊，国内战场连连败退，对外通道也接二连三地被封锁，空军没有了作战能力，招募到志愿队作战急需大量给养，不只是他们，只要是打仗，只要是政府没有投降，还在坚持、还在运作，分分秒秒、时时刻刻，都需要强大的物质支持和后勤保障做坚实的后盾。而所有这一切，都压在了中国航空公司身上。目前，开辟新航线最需要的是飞机，如果飞机数量跟不上，即使把密*和昆明用一条绳子连起来，也将毫无用处。

为了对未来的新航线有更直观的认识，也是为了更有说服力，他特地把亚瑟·扬也从中国召回美国。

外交部长和“泛美”的高层商谈进展比较顺利，这也和美国政府目前对华抗日态度的改变——由旁观到暗中支持再到公开声援有着直接关系。为此，在商谈前，宋子文特嘱属下为他准备一份“备忘录”。

外交部长的“备忘录”几乎是一个详尽的“采购清单”，看来受那次被甩在汉口机场事件影响太大了，被列举在急需调配或购买的18架飞机中，“备忘录”中明确指明，有3架是客机：1架为蒋委员长专机，另2架为“中航”客运所用；其余15架均为货运飞机。

“备忘录”中特别说明，迫在眉睫地需要这些飞机运送中国目前作战所需的紧急供应品。看来外交部长不仅是成功的政客和商人，也是一个“战略家”，他在“备忘录”中的结尾部分竟然能这样写道：“……包括进口有助于最后反击日军所需战略物资……”

马拉松式谈判“新航线”（2）

外交部长在“备忘录”中陈述到，货运最好的线路是从腊戌的铁路终点站到昆明，两地相距380英里，在这条航线上，即将到货的DC—3每个月可以运送800吨到1　000吨战略物资，如果有日本战机拦截、空袭，再换密*到昆明或密*到叙府（四川宜宾）。

远近不等、条件不一的两条航线都明确写明。战场上变化莫测，谁知道今后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把话说死，实话实说毫无保留地告诉对方。给自己留条“后路”也好有个回旋余地，最后定夺再依“时局”而定。说白了，就是这条航线不行换那条，总要比最后一条线路再被堵死后急得团团转再哭丧个脸子央求人好得多。

战场和商场，商界和政界，宋子文真是炉火纯青、游刃有余。

关键人物二：邦德

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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