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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6部分（第2页）

“待到”那一天又怎样呢？照一般人的想象，无非是菊花盛开，清香袭人。作者却接以石破天惊的奇句──“我花开后百花杀”。菊花开时，百花都已凋零，这本是自然界的规律，也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自然现象。这里特意将菊花之“开”与百花之“杀”（凋零）并列在一起，构成鲜明的对照，以显示其间的必然联系。作者亲切地称菊花为“我花”，显然是把它作为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象征，那么，与之相对立的“百花”自然是喻指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了。这一句斩钉截铁，形象地显示了农民革命领袖果决坚定的精神风貌。

三、四句承“我花开”，极写菊花盛开的壮丽情景：“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地尽带黄金甲。”整个长安城，都开满了带着黄金盔甲的菊花。它们散发出的阵阵浓郁香气，直冲云天，浸透全城。这是菊花的天下，菊花的王国，也是菊花的盛大节日。想象的奇特，设喻的新颖，辞采的壮伟，意境的瑰丽，都可谓前无古人。菊花，在封建文人笔下，最多不过把它作为劲节之士的化身，赞美其傲霜的品格；这里却赋予它农民起义军战士的战斗风貌与性格，把黄色的花瓣设想成战士的盔甲，使它从幽人高士之花成为最新最美的农民革命战士之花。正因为这样，作者笔下的菊花也就一变过去那种幽独淡雅的静态美，显现出一种豪迈粗犷、充满战斗气息的动态美。它既非“孤标”，也不止“丛菊”，而是花开满城，占尽秋光，散发出阵阵浓郁的战斗芳香，所以用“香阵”来形容。“冲”、“透”二字，分别写出其气势之盛与浸染之深，生动地展示出农民起义军攻占长安，主宰一切的胜利前景。

黄巢的两首菊花诗，无论意境、形象、语言、手法都使人一新耳目。艺术想象和联想是要受到作者世界观和生活实践的制约的。没有黄巢那样的革命抱负、战斗性格，就不可能有“我花开后百花杀”这样的奇语和“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的奇想。把菊花和带甲的战士联结在一起，赋予它一种战斗的美，这只能来自战斗的生活实践。“自古英雄尽解诗”，也许正应从这个根本点上去理解吧。

（刘学锴）

续韦蟾句

续韦蟾句

武昌妓

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

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

韦蟾是晚唐诗人，大中年间登进士第，官至尚书左丞。有一次他察访鄂州（武昌），离去时当地官员为他设宴饯行。席间韦蟾用笺书写《文选》中“悲莫悲兮生别离”（屈原《九歌。少司命》）、“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宋玉《九辩》）二句集成的联语，请座上宾僚续成完诗。一位歌妓见笺应声口占二句，首先续成，满座无不叫绝。按这首诗的本事，正确的拟题应是“续韦蟾集《文选》句”（今题是后人所加）。

《唐诗别裁》称此诗道：“上二句集得好，下二句续得好。”这两句话也评得好，只不过囫囵一些，值得进一步赏析。先说“集得好”。

熟读古典的人，触景生情时，往往会有古诗人名句来到心间，如同己出，此外再难找到更为理想的诗句来取代。但将不同出处的诗句，集成新作，很难浑成佳妙。韦蟾二句“集得好”，首先在于他取用自然，于当筵情事极切合。祖饯的宾僚那样重情，而将离者亦复依依不舍，都由这两个名句很好地表达出来。其次，是取用中有创新。集句为联语一般取自近体诗，但诗人却远从楚辞借来两句。这两句原来并不整齐。“悲莫悲兮生别离”本非严格意义的七言句，因为“兮”字是句中语气词，很虚，用作七言则将虚字坐实。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共八字，集者随手删却一字，便成标准的七言诗句。这种“配套”法，不拘守现成，已含化用意味。再者，这两个古老的诗句一经拾掇，不但语气联贯，连平仄也大致协调（单论二四六字，上句为“仄平仄”，下句为“平仄平”）。既存古意，又居然新声，可谓语自天成，妙手偶得。

“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这是送行者的语气，自当由祖筵者来续之。但这二句出自屈宋大手笔，集在一起又是那样浑成；而送别情意，俱尽言中，续诗弄不好就成狗尾续貂。这里著不得任何才力，得全凭一点灵犀，所以一个慧心的歌女比十个饱学的文士更中用。

这就轮到讲“续得好”。歌妓续诗的好处也首先表现在不刻意：集句抒当筵之情，续诗则咏目前之景。但集句是“赋”，续诗却出以“兴”语。“诗不患无情而患情之肆”（《诗镜总论》），“善诗者就景中写意”（《昭昧詹言》）。由于集句已具送别之情意，语似尽露。采用兴法以景结情，恰好是一种补救，使意与境珠完璧合。“武昌”、“新柳”、“杨花”，不仅点明时间、地点、环境，而且渲染气氛，使读者即景体味当筵者的心情。这就使不尽之意，复见于言外。其次，它好在景象优美，句意深婉。以杨柳写离情，诗中通例；而“杨花扑面飞”，境界却独到，简直把景写活了。一向脍炙人口的宋词名句“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晏殊《踏莎行》）即脱胎于此。“新栽柳”尚飞花扑人，情意依依，座中故人又岂能无动于衷！同时杨花乱飞也有春归之意，“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难堪是加倍的。“（君）不见”、“无限”等字，对于加强唱叹之情，亦有点染之功。七绝短章，特重风神，这首诗在这方面表现得颇为突出。

（周啸天）

伤田家

伤田家

聂夷中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唐末广大农村破产，农民遭受的剥削更加惨重，至于颠沛流离，无以生存。在这样的严酷背景上，产生了可与李绅《悯农》二首前后辉映的聂夷中《伤田家》。有人甚至将此诗与柳宗元《捕蛇者说》并论，以为“言简意足，可匹柳文”（《唐诗别裁集》）。

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蚕种始生，五月秧苗始插，哪有丝卖？哪有谷粜（出卖粮食）？居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这乃是“卖青”──将尚未产出的农产品预先贱价抵押。正用血汗喂养、栽培的东西，是一年衣食，是心头肉呵，但被挖去了。两言卖“新”，令人悲酸。卖青是迫于生计，而首先是迫于赋敛。一本将“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四句与此诗合并，就透露出个中消息。这使人联想到民谣：“新禾不入箱，新麦不登场。殆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墙。”（《高宗永淳中童谣》）明年衣食将何如，已在不言之中。紧接二句用一个形象比喻：“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它通俗、平易、恰切。“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挖肉补疮”，这是何等惨痛的形象！唯其能入骨三分地揭示那血淋淋的现实，叫人一读就铭刻在心，永志不忘。诚然，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我愿君王心”以下是诗人陈情，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这里寄希望于君主开明固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作者用意主要是讽刺与谲谏。“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即委婉指出当时君王之心还不是“光明烛”；望其“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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