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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我的婚结得不错”，不久，施特劳斯给他的一个政治同道写信说：“不是特别好，但是还不错。”茨维克纳格尔家非常富有。这种富有给施特劳斯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它的风格，一种被巴洛克式的华美所包围着的生活：住的是修道院附近的一所庭院，从这个原来修道院院长住的庭院里，可以直达这所有着百年历史的修道院廊台上的唱诗班，还有自古以来就继承下来的村里人对茨维克纳格尔家族的尊敬，一个家族从多少代以来自然而然地在教育、金钱和权利上所享有的完全无可争辩的自我保障。对于施特劳斯部长来说，和玛丽安娜·茨维克纳格尔结婚意味着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一直想摆脱他的出身和他成长的环境。因此在拉丁语课上就像比赛骑自行车一样，他从小就总得第一。他必须是最好的，这是他改变命运的工具——他属于这种类型的成功者。他渴望得到认可，渴望被赞赏。在他的童年，慕尼黑的舍林大街是工人和手工业者等小人物们的地盘。父亲在1904年开了一家肉铺独自谋生，母亲曾是女佣人。

1907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玛莉亚降生，然后1915年是儿子弗朗茨·约瑟夫。“在所有的年月里，我的父母没有休过一天假。”他后来说。肉铺开在临街的一边，自家住在后院。厨房狭小，厕所在楼梯的拐角，父母和儿子共处一室，一个小房间留给了玛莉亚。在工人和手工业者中间，生活着艺术家和一些后来的“大人物”。斜对面，在舍林沙龙里，年轻的贝尔特·布莱希特在这里打过台球，托马斯·曼经常出入“老士瓦本”咖啡馆。再往前，在奥斯卡·玛利亚·格拉夫经常光顾的“奥斯特里亚”小饭店里，人们很舒服地坐着品尝便宜的意大利菜。父亲施特劳斯对所有这些人的评价都不高。而他觉得那些进出正对面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工作室的人更差劲：那些最早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希姆莱经常到施特劳斯这里买一些小香肠和新鲜的煎肉饼。希特勒当然不会来，因为他吃素。有时，这些人会派他们年轻的女实验员爱娃·布劳恩过来。父亲施特劳斯对政治目光敏锐：如果可能，这些人不仅将埋葬天主教信仰，而且还要策动一场新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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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3）

某一天，肉铺老板的儿子弗朗茨·约瑟夫作为辅助牧师做弥撒的人，开始一同嘟囔拉丁语的经文，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其中一个牧师认为，弗朗茨·约瑟夫可以进马克西米利安高中。这是一所著名的精英学校，他后来成了最优生并且保持到高中毕业。

1935年4月，他作为全巴伐利亚同年级最优秀的学生完成了毕业考试，得到了一张通向中产阶级世界的免费车票。他羞于把他的同学带回家，那些人都是高贵人家的子弟。他从来没有过可以信赖的朋友，只有伙伴、同学、体育运动的同伴。从13岁起，他就骑着一辆梅塞德斯牌的赛车到处跑。大钟山的道路非常陡，他也从不下车，直到浑身酸疼。1934年，他获得南德自行车公路赛冠军。他参加的俱乐部是RC…阿莫尔，在那儿，有些老同仁还能记起他，“那个弗朗茨·约瑟夫，他是个冲刺者。”汉斯·克里斯托弗充满敬佩地说。自行车骑手施特劳斯还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而且考出了自1919年以后就再也没人达到的的高分。毫无疑问，他的博士论文也应该是辉煌的，但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却在1943年遭到轰炸的一个夜晚同他家的房子一道化为灰烬了。

战争中他在俄罗斯。因为脚部冻伤，战争快结束时，他被调到巴伐利亚舍恩地区的一个今天以他名字命名的军营。施特劳斯上尉此外还负责身份证件。1945年初，在和他的上司商定后，他在美国人打来的前几天就给几百名惊恐的年轻士兵发放了遣散证，直接把他们送回了家，以避免无谓的“决战”。这事是有凭有据的，被证明的事还有，他曾救过一个年轻人马丁·维斯特迈尔的性命：一个党卫军指挥官要把他作为逃兵清洗掉，而施特劳斯在最后一刻鼓起勇气成功地进行了干涉。一个德裔美军间谍埃尔内斯特·F·豪瑟为他写了一封也许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推荐信，称“他英语说得非常好”。它成了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进入政治生活的入场券（他后来用一封令人难以置信的推荐信对豪瑟进行了回报）。官官相护，这是他的一条基本经验，所有的关键在于，认识有着合适的“朋友”的合适的人。人们是从副区长的职位开始认识他的，并且他也是舍恩地区基督教社会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成为正区长，还是巴伐利亚文化部的参议。作为最年轻的议员之一，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1949年进入了第一届德国联邦议院。有时候，赶上某个星期五，他会从波恩回一趟慕尼黑。火车上，他非常骄傲地付他的车票钱，这笔钱当时是在2000马克的议员津贴之外用现金报销的。弥补、赶上、向前——这是年轻的战后一代的思维方式，他们失去了太多的时间，生命的时间。在舍恩地区和波恩的奔波之间，施特劳斯告别了他到那时为止的生活目标——他不再想成为平静的学者，埋头于旧纸堆和文献，而是想达到特别的高度，直至政治权力的中心。他想变得有权势、不可动摇和富有。“政治就像传染病，我们无法就此脱身。”他的同僚弗里德里希·齐默曼回顾道。没有一个政治家像施特劳斯这样，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一直被彻彻底底地审查。从那时起，年轻的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就开始面对整整一个编辑部的团队——《明镜》周刊的人已经等在那儿了。首先出现的只是说明这位部长性格的故事——绝对毫不留情。已经完全是知名人物的施特劳斯在这篇《明镜》周刊的故事里被描写成一个并不真正确信自己意义的人，并且因此想从别人的举止上去证明它。当这个国家的高级将领们被约到他那儿去的时候，都会发抖。而且总是有“坏家伙”，像年轻的波恩交通警西格弗里德·哈尔博姆，他想拦住部长的汽车，因为它违章行驶。但施特劳斯命令他的司机列昂哈尔特·凯瑟尔不用理会。在被举报后，施特劳斯到波恩警察局长那投诉：“他们对我就对那些市场上的妇人一样！”并要求开除哈尔博姆。针对哈尔博姆的诉讼程序持续了好几年，并最终以年轻的警察宣告无罪而终结。他确信，在交通规则面前所有的司机都是平等的。哈恩伯姆成为了人民英雄，作为民主化开始的证明，他的声名甚至远扬到遥远的纽约。

连续好几个星期，人们都去向他在联邦总理府前十字路口的岗位上献花。比这件事情绝对要糟糕得多的是，《明镜》周刊在几年之内调查并公布的有关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金钱和腐败的丑闻。人们仔细地对他进行了调查，却找不到哪怕一点儿证据说明施特劳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唯一可以证明的是，施特劳斯有非常独特的、所谓西西里式的友谊观：家庭和朋友可以超越法律。这是从施特劳斯的朋友、律师彼得·德克开始的。他和意大利的炮弹生产商西梅尔是朋友，因此西梅尔就得以向德国国防军卖出2200万马克的榴弹炮，使德克能够从中获得８万马克的回扣。这件事成了当时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做出很多决定的模式。在建设和装备国防军方面，他有难以想象的大量的金钱可供支配，而且必须很快花出去。不仅不是朋友，而且据施特劳斯自己称，他当时完全不认识已经潦倒的前企业家阿洛伊斯·布兰登施泰恩博士。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4）

然而，我的天，他是茨维克纳格尔博士——玛丽安娜父亲的老朋友，玛丽安娜的“阿洛伊斯叔叔”。于是有人——施特劳斯坚决否认是自己——促成了布兰登施泰恩和国防部负责采购的贝克尔上校见了一次面。这次会面后，“阿洛伊斯叔叔”便作为军火游说人回家了：专门负责比利时、葡萄牙和德国的军火公司。这个潦倒的布兰登施泰恩重新变得富有了，他也提到过自己应该感谢谁：是“小玛丽安娜”。就像前面提到的，施特劳斯的非常要好的朋友德裔美国人埃尔内斯特·F·豪瑟1945年春天发现了他并把他拉进政治。

很多年以后，1961年夏天，当美国生产的最早的66架“星式战斗机”向德国国防军供货时，朋友豪瑟生意上正好有些不景气。作为新的大客户，施特劳斯在洛克西德公司已经有了点影响。他给洛克西德公司的两位老总写信，使得豪瑟成为了洛克西德公司在德国的官方代表——而且施特劳斯立刻就让老埃尔内斯特·豪瑟赚了一大笔钱：他把向洛克西德公司的订货提高到900架。由此豪瑟赚到了％的回扣，共计400万马克。位于哈尔特高地上的国防部里，一时各色可疑人物进进出出。就连施特劳斯的老同道齐默尔曼也说：“我从来不让某些他最亲密的朋友进我家，或只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才会。”例如其中有慕尼黑的建筑师罗塔尔·施罗斯。他听说驻德美军想为他们的部队实施一项巨大的建设计划——价值3亿马克的5500套住房。要是能揽到这个活，该是多美的一笔生意啊！但怎样才能揽到这活呢？施罗斯和几个人成立了一个“金融建设股份公司”（FIBAG），并且给来自帕绍的投资者约翰·巴普蒂斯特·卡普芬格留出了25％的原始资金，共计50万马克作为干股。如果卡普芬格能够办成此事，这就是一份精美的礼物……结果，卡普芬格把事办成了，是从施特劳斯那儿——他以国防部长的名义给普芬格写了一封推荐信。在信中，德国的国防部长请美国的国防部长托马斯·S·盖茨为FIBAG公司说话。　　　　对于这样的事情，如果彻底地找一找，人们当时是否也能在每个其他的政治家那儿找到类似的问题呢？施特劳斯在整个那个时代具有典型性吗？不管怎样，施特劳斯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和伤害，那时产生了一种情结，使他毫不畏惧地把自己定位为受害者，并把自己受的“迫害”和德国犹太人的命运相提并论。玛丽安娜忍受着这些“诽谤”。她的丈夫，“整个国家受到‘诽谤’最多的政治家”，不断地处在“弹道”之上。暂时不要去看电影，也不能进餐馆。她做过形象的解释：“就像处在噪声之中。人们即使以后听不见它，但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就会因此而病倒。”他们的整个家庭几年、甚至几十年之久生活在这种“噪声”中，那会出现什么样的病症呢？1962年秋天，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进行了回击。

10月26日，警察占领了《明镜》周刊的办公室，没收了成吨的材料，查封了编辑部，借口是据说《明镜》周刊9月份的一篇文章《有条件的战备》泄漏了军事机密。奥格施泰恩被待审拘留100天。应施特劳斯的要求，编辑康拉德·阿赫勒斯在他的度假地托赫莫利诺斯被法国警方逮捕。施特劳斯公开解释说，他和整个事件没有关系，这并不是报复行为。但在联邦议院持续三天多的辩论中，他越来越多地陷入了自相矛盾。阿登纳试图保护他，他大声对反对党说：“你们损害了德国的利益！”他认为，奥格施泰恩只是出于最低级的动机，就是“为了赚钱”，但如果人们支持《明镜》“泄漏军事机密事件”的话，则是面临“卖国贼的堕落”。在很多城市，被激怒的人们抗议这次对《明镜》的行动，他们高喊：“《明镜》死了，自由死了！”陷入了谎言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的施特劳斯也欺骗了议会。这成了他最根本的错误，阿登纳不得不让他下台。圣诞节的前几天，这位国防部长在联邦国防军一次盛大的晚点名仪式中告别了他的职位。阿登纳安慰他说：“磨难造就男人。”在这场施特劳斯蓄意制造的国家专制中，《明镜》周刊差一点在经济上破产。但此后杂志的发行量却翻了三倍，并且奥格施泰因一跃成为世界新闻界的巨星之一。

30年后，人们在阿登纳的私人档案里发现了一封施特劳斯1962年11月19日写给他的信。从中可以看出，这位总理在任何时候对施特劳斯反对《明镜》周刊的所有细节都一清二楚——并且是赞同的。这封信件公开证明，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从根本上只是另一个人的玩偶，一个更加狡猾的家伙就是：康拉德·阿登纳。但在联邦议院，他却装作完全不知情。这两个政治家在议会的讲台上唱了出双簧：两个伟大的谎言家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决斗，一场盛大的表演。阿登纳是知情者，这至少可以减轻施特劳斯的部分责任，但施特劳斯对这一点始终保持着沉默。施特劳斯这一跤跌得很重，他从非常高的位置掉了下来。“我有意把刊登了有关他辞去部长职务的恶意评论的报纸都藏了起来。因为辞职对他的打击远比他对外界表露出的要沉重得多。”玛利安娜·施特劳斯后来承认说。此时，弗朗茨·约瑟夫和玛利安娜退回到能保证他们安全的地方，回到因河边洛特的那所老修道院、茨维克纳格尔家族的房子里。他头一次好好地照顾起他的三个孩子，马克斯·约瑟夫、弗朗茨·格奥尔格和莫尼卡。他们那时候最小的一岁，最大的四岁。他许诺玛丽安娜，每个月至少要有一个星期天留给家里，后来他也信守了这个诺言——“著名的家庭星期天。”玛丽安娜的妹妹布里吉特回忆说。整个村子都非常尊重他。人们很乐意把他当作邻居。但他仍然是“那个施特劳斯”，一个特别不平凡并且现在还有影响力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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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5）

在这样敬畏的尊重中是不可能产生友谊的。作为“小玛丽安娜”的丈夫，他属于茨维克纳格尔这个百年来在洛特占主导地位的家族，这里差不多所有的一切都属于这个家族。玛丽安娜的曾祖父1850年买下了这座已经移作俗用的修道院巨大的建筑群，它和教堂一起醒目地耸立在这个地方，包括啤酒厂、餐馆、老宴会厅以及住宅和服务楼。在玛丽安娜出生前不久，她的父亲，马克斯·茨维克纳格尔博士接手经营。那时，大约有70个人为他工作。茨维克纳格尔是后来兴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十分重要的反对者。

1937年8月，他因为“破坏活动”和“煽动他人”被盖世太保逮捕。几天后，村子里发生了一件直到今天谈起来还心有余悸的事：整个教堂变成一片火海，至少有四处地方同时起火。玛丽安娜·施特劳斯早就明白，是纳粹放的火。7岁的小玛丽安娜从小就有心脏病，被人从火海中救了出来——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教堂虽然被救了下来——因为“在最后的关头风向变了”，人们说，就像上帝创造的奇迹——但用来经营和居住的建筑大部分被烧毁，其中还包括墙壁和屋顶上绘有珍贵壁画的修道院宴会厅。战后，茨维克纳格尔加入了基社盟，后来成为州议会成员。玛丽安娜十五、六岁时就被带到慕尼黑，去旁听会议。当时州议会还临时设在大学里。和比她小一岁的妹妹不同，她在本地没什么朋友，人们觉得她自大。也许这只是因为她有异于他人的过于远大的抱负。由于她总是生病，所以从小她就单独由家庭教师上课。但现在她想走，到慕尼黑去。她坚决要到著名的马克西米利安高中去完成高中毕业考试。玛丽安娜成功地得到了父母的允许，可以在慕尼黑租一个房间，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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