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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政治形态已让位于平等协商，超国家组织逐渐取代了独立国家。但美国却仍处于历史的进程之中，它需要运用传统的权力政治（军事）去对付伊拉克与基地组织。1989年为西方胜利而欢呼的福山，不无尴尬地发现，并且是在美、欧愈来愈烈的争吵中发现，西方似乎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它分裂成美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福山不相信大多数流行观点所认为的美欧分歧主要是由于风格上的不同—美国单边主义，而欧洲更注重协商机制。实际上，福山举出了相当多的例证来证明，欧洲往往比美国更为单边主义，尤其是经济领域上。他也情不自禁地为布什政府辩护，布什政府的作为并不比克林顿政府糟糕。福山相信克林顿对于京都议定书这样的国际协议的热心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为它很难得到国会的批准。　　“它们之间存在着更为深刻的分歧。”福山说道，不管来自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反战情绪多么明显，他们显然都未能真正理解美国人的情感，未能感觉到“9·11”给他们带来的巨大恐惧感。欧洲人不会觉得这是一场捍卫西方文明的战争。事实上，他们都在想，这场攻击只是针对美国。毋庸置疑的一点是，美国与欧洲都是自由民主政体的信仰者，但是这两者在对民主的看法上却有本质的分歧。美国人相信，是公众赋予了民主政权以合法性，而欧洲国家则是相信存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机构，它将仲裁谁更有合法性……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历史并未重新开始（3）

这个三个问题牵引着福山的新思路。在谈及新的写作计划时，他说他要写一部关于政府治理的作品。在过去的13年中，我们习惯了福山的每一次探索给我们带来的震惊与引发的争论，就像《纽约时报》所说，他总是试图去把握“大理念（big　idea）”。有趣的是，当《经济观察报》试图询问他为何总是衷情于big　idea时，他腼腆地笑笑而未做回答。《历史的终结》呈现了福山宏大的叙事能力，它将福山著作的特性发挥到极致：探索一个可能无法解答的问题，从各个角度出击引经据典；它常常自相矛盾，它的开放系统却足以刺激人以思考，使人充满阅读快感……　　出版于1995年的《信任》，探讨了社会资本，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了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形态。1998年的《大分裂》，回顾了过去40年间西方社会不断攀升的犯罪率和家庭解体问题，并将我们正在面临的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深刻程度类比作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而出版于2002年的《后人类的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则将注意力转向了逐渐浮现的生物技术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上。政府应该对克隆技术进行更严格的限制，因为我们不能任由科学家的好奇心与纯实用主义驱动这场变革，它同样需要新的哲学思想、法律制度与正在转变的社会思潮发挥作用。而在更深入地理解克隆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之前，我们必须防止激进的技术变革可能导致的社会震荡与悲惨未来。福山写道：“这些技术发展将招致巨大的争议，因为它们将挑战我们习惯的平等观念与道德选择：它们将给予社会控制公民行为的能力；将改变我们对人格与人性的理解；将颠倒我们目前的社会等级，影响目前对智力、物质与政治进步的评估；同样也将影响全球的政治结构。”福山甚至暗示，我们的未来可能演变成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阿尔多斯·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的结合体—某些技术改变了人性，最高当局也可能运用技术手段来控制个体。同时，当人类可以随便改变基因以消除人类弱点时，那些推动人类前行的伟大品质可能也会黯淡下来。当没有了沮丧、背叛、恶毒，我们还会有欢乐、忠诚与善良吗？　　无论他涉及的题材看起来相隔多么遥远，但总有一条线索可以将这些主题紧紧相连。福山总是试图在理解，当我们的社会面临巨大转型之时，人类自身的特性将会遭遇哪些改变。在阅读《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时，人们常常执迷于题目的前半部分，而错失了福山对于人类本性的畅快分析—即人类生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认可与荣誉。而现在自由民主社会的一个巨大困境是，人们在其中无法获得真正的精神满足感，一个没有斗争的世界使人产生厌倦感。在这本书接近结束的第372页福山写道：“人对‘主人与主宰、死亡’的惧怕是一种特别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人超越自我，使他们时刻想到自己不是一个孤立的原子，而是拥有共同理想的共同体的成员。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即便是每30年就要打一场短暂但有决定意义的战争，或者打一场保卫本国自由和独立的战争，比起一个只有和平的国家来说，也要健康得多，也会更令人满足。”但是谁又能保证可将一场战争控制在短暂的范畴之内呢？福山随后即写道，20世纪战争的历史表明，战争虽具有树立人格和建立共同体的积极作用，但这些作用却早已被战争的主要后果—破坏性完全抵消了。而对于一个已经拥有了核武器的世界，一个向战前的欧洲人一样厌倦了和平与繁荣的群体，将导致更为恐怖的结果。福山在过去13年中的不懈探索，不断催促我们重新回到了一个古老的命题：我们最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和平与繁荣能给我们带来最终的幸福吗？依靠科技进步就能满足我们所有的需求吗？……　　福山相信，人类的历史很可能进入“最后之人”的状态，这种状态可能出现在欧洲，却仍未扩展到世界范围。而糟糕的是，我们尽管可以相信在一个更长的周期内，我们将通往那哪结果，但却无法回避凯恩斯的名言“人都是要死的”。所以，福山在过去13年里提供的是某种信仰，而非解决之道。而如今，信仰与解决之道都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福山先生看似漏洞百出的理论，已经坚持了13年，它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却并未死亡。民主政体、资本主义与世俗社会仍吸引着一个个发展中国家投身其中，尽管它们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技术性问题，但没有有力的声音能反对它，也没有组织与学说提供了新的选择性。福山为历史不容置疑地指出了方向：“人类不是会盛开千姿百态美丽花朵的无数蓓蕾，而是奔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一辆辆马车。”但是，一个疑问仍旧悬挂在天空，就像福山自己写道的：“即使大多数马车都到达了同一个城镇，我们也无法知道车上的人是否会环顾一下新环境—当发现这个环境并不适合他们时，他们会把目光投向一个新的、更遥远的征途。”　　我们无法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冥想中，除非你拥有足够长的生命，比如1000年左右，可能会看出其中的一些奥妙。目前的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哪个城镇是我们的阶段性目标，我们该通过什么方式来更快地达到。而先到的马车能强迫走弯路的马车更快到达吗？　　2003年3月，上海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约翰·格雷

约翰·格雷（John　Gray，1948－），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活跃的英国自由主义学者。　　格雷毕业于牛津大学的PPE（跨哲学、政治与经济学的学系），在约翰·普拉马纳茨的指导下，完成了研究哈耶克政治思想的博士论文。之后成为牛津大学基督学院的院士，并任教于该校的政治学系。1997年，布莱尔工党之新政府执政不久后，格雷转到伦敦经济学院（LSE）的欧洲研究所，教授欧洲政治思想课程。    　。。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1）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历史哲学家的以赛亚·伯林已获得了独特的声誉，但这个无法归类的伟大知识分子常常陷入某种对身份合法性的焦虑之中。在1963年致朋友的一封信中，54岁的伯林写道：“至于我自己，是陷入了四面八方的重围之中：你觉得我是一个小心而敏感的逃避问题的人；别的人几乎全都谴责我在论战中不够温柔敦厚，进行概括的时候太过轻率，对精密分析既不够谨慎也不重视，而且缺乏学术上的中立性。所以我这样做该死，那样做还是该死。”伯林的传记作者大卫·伊格纳季耶夫将60年代的伯林视作是一个身陷重围的人，因为“左派厌恶他，右派又怀疑他；由于太富于怀疑精神而难以取信于有责任感的人们，太强烈的责任感又让他在为现状进行辩护的人们中间始终觉得不自在。”　　在约翰·格雷四壁空空的办公室内，两张赛亚·伯林的照片复印件孤零零地贴在一面赤裸、惨白的墙壁上，他的微笑正对着面容安详的约翰·格雷。这一年，这位伦敦经济学院的欧洲思想史教授也正好54岁。“他是我最喜欢的知识分子”，格雷在谈到前者时涌现出无法抑制的奕奕神采。因为究其一生，伯林从不试图建立起一种所谓的体系，也从不强迫人们接受他的观点。他像自己所说的懂很多事的“狐狸”一样，在不同的领域间跳来跳去，并时常处于某种矛盾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约翰·格雷先生就像1963年的伯林一样身处“左右都该死”的夹缝之中吗？　　眼前是一张令人尊敬并讨人喜欢的面孔，不管在倾听问题还是陈述之时，他的目光似乎都自然地延伸到更远的方向。他热情却并不激动，身材高大的他即使与我只有半米之隔，却也令我感到强烈的缥缈气质。在我短暂的阅历里，没人比他更符合我对于一位知识分子形象的设想：他既生活在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英国记者伊恩·哈尔格维斯这样描述他在剑桥的公共汽车上目睹的约翰·格雷—“（他）朝向车尾而坐，神情空洞地盯着前方。这是那种不会被其他乘客打扰的恍惚表情。”　　眼神中的空虚感丝毫不影响他的友善与专注，他也并未如我想像的那样滔滔不绝乃至喋喋不休。总而言之，他一点也不怪异，尽管他或许是我们时代最富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源源不断地发表出耸人听闻的言论，顺理成章地成为每一派攻击的标靶，而他则可能毫不犹豫、毫无羞愧地抛弃掉自己曾经所倾心支持的立场。　　“柏林墙的倒塌与双子塔遇袭间的12年将被视作错觉的年代。”在“9·11”发生后13天，约翰·格雷在《新政治家》上言之凿凿地写道：“（这个错觉）全球化年代已经结束。”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大胆而又不容置疑的判断像极了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或是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创造的“文明的冲突”。这些简洁有力的标题，使人们自然地忽略掉其更深层与复杂的推理过程，它们都被轻而易举地广泛传播与误读。格雷以他著名的、不容置疑的口气强调，贯穿在12年间的“全球自由市场”与之前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一样，不过是某种灾难性的乌托邦。而纽约与华盛顿的悲剧不过再次证明了全球化并非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而我们的历史，在“9·11”之后，将告别纠缠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而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就像格雷所说，“为宗教、种族、领土与日渐稀少的资源而战。”　　步入艰难时期　　伊拉克战争是一场纯粹以石油为目的的战争吗？尽管约翰·格雷说他不知道是否一定会发生战争，但“依我所见，这将是自越战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远比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大得多。”格雷相信，海湾战争是一场100％为石油而发动的战争。而即将展开的这场战争，石油只是40％的因素，它仍带有某种强烈的美国式的意识形态色彩。　　他大胆地预测道，21世纪的战争将主要由争夺日渐稀缺的资源而生。“在中亚地区，为争夺石油控制权的大国游戏将恢复到19世纪那样。海湾地区，贫困与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不断高升油价来得以生存，而富裕的国家需要不断下降的油价以确保繁荣。”在格雷忧郁的眼神中，马尔萨斯，而非乐观的启蒙思想家，才道出了我们面临的未来。　　似乎没人能够认真地对待约翰·格雷先生，尽管每个人都不放弃每一次可以攻击他的机会。在“9·11”周年纪念前后，格雷对于“全球化已经终结”的判断被《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称作过去一年中“流传最广的谬论”。因为全球化进程，包括全球经济、政治与文化交流并未发生人们最初猜想的那样逆转。　　但在2002年底接受采访时，格雷说他看不出修正一年前说法的必要性。因为“事情的确发生了转变，美国正在抛弃全球自由市场的模式，它放弃了它曾经奉行的理论，现在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安全问题又回到了早期的样子……”格雷倾向于认为，我们的世界正在步入另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在经济层面尤其明显，美国经济的恶化很可能引发一场世界性的危机。就像他之前所说的：“随着全球自由放任主义的崩溃，一个正在深化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就是人类的前途。”　　很少有人会真正严肃地对待约翰·格雷的忧心忡忡，尽管他常常占据着公共话题的中心角色。他是今日英国最重要的左派知识分子之一，他高产的议论占据着《卫报》与《新政治家》这样的大众媒体的显著位置。如果你喜欢排名的话，他刚刚在2002年底被《泰晤士报》评选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十位思想家之一。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2）

频繁转变的立场　　但是，神态优雅的格雷先生被某种不恰当的喜剧色彩所包围，因为人们实在搞不清他的判断何时又会发生转变。罗伯特·斯基德斯基勋爵—三卷本《凯恩斯传》的作者，在评论格雷出版于1998年的著作《伪黎明》时写道：“格雷的知识立场转变已经成为传奇。在20世纪70年代，我被告知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在80年代，他成了撒切尔的热情支持者。（一次铁夫人对我说：‘约翰·格雷怎么了？他过去是我们的人呀。’）接着他采纳了时髦的共产社会主义。从他最近的一本书（《伪黎明》）来看，他是马克思所说的‘反动派’—希望破灭，却对灾难有着生动的理解。他充满激情并光彩照人地扮演每个角色。这使我们很难知道该在多大程度上严肃地对待他的争论。”但是，当你放弃这种立场戏剧性变化的“表象”时，你仍可以寻找到一条更为连贯的线索，它贯穿于格雷的所有著作中。　　温斯顿·丘吉尔说：“30岁之前不是个自由派，他就没有心；30岁之后不是个保守派，他就没有头脑。”作为牛津教育出来的政治哲学家，格雷却走了一条反复的轨迹。是的，在年轻时，他是个左派，他甚至回忆说，“那时候我留着长发”。不过他很快就补充道，“不过那时候人人都留着长发”，那是1968年的英国。那个20岁的年轻人和同龄人一样热衷于参加反越战的示威。他最初被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自由主义与约翰·罗尔斯的伦理学所吸引，被他们的自由社会主义倾向所吸引。　　但很快，他发现罗尔斯的著作“枯燥得令人无法卒读”，而当时英国的福利政体则令人窒息。他在撒切尔的主张中看到了革命的活力，20世纪70年代后期，30岁左右的格雷成为了一颗新右派的新星。在西方世界仍普遍处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响之下时，他是自由市场不遗余力的鼓吹者。他从1974年开始阅读哈耶克的著作，并在10年后成为这位鼓舞了撒切尔夫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最佳诠释者之一。85岁的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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