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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口密度大，厕所的有无好坏，关系市民健康，也维系观瞻。“京师无厕”，［81］这就是说，大街上根本没有厕所。谢肇淛也记载说：“今大江以北，人家不复作厕矣……京师则停沟中，俟春而后发之，暴日中，其秽气不可近，人暴触之辄病”，［82］疟疾、痢疾、瘟疫时有发生。陈铎常居京中，编过一本滑稽《月令》，在二月下，冷嘲热讽曰：“是月也，壁蛩出沟中，臭气上腾，妓靴化为鞋。”［83］读来真让人喷饭。明末作家王思任，曾描写京城无厕之苦谓：“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极苦无处起居。光访优穆，或内逼而不可待。裨谌谋野，又路远莫致之。”［84］卫生条件如此之差，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明代城市中，虽然也不乏大商店，有的店更备极豪华，但总体看来，还是小商店居多。有些店往往名不副实，如六陈铺，本来是卖米、大麦、小麦、大豆、小豆、芝麻的，但有的店家“虽则粜米为生，一应麦豆茶酒油盐杂货，无所不备”。［85］多数商品的包装粗劣，食品每用荷叶、旧书及烂纸包装，此风一直延续到近代。明末休宁商人汪之蛟在青浦开店，即“收买残书败纸为囊，作贮面用”。［86］现代过春节期间，是商店生意兴隆、最为忙碌时刻。明代有的地方，除夕那天，“家家户户多收拾起买卖，开店的多关了门，只打点过新年了”。［87］实际上，明代大量的商业活动，属于地摊文化。在杭州昭庆寺廊下，“四方异贾，亦集以珍奇玩物，悬列待价，谓之摆摊”。［88］在松江，虽为江南名城，万历初年商业仍不发达，李绍文曾谓：“吾郡三十年前……惟宗师按临摊摆逐利，试毕即撤。今大街小巷俱设铺矣。”［89］松江在30年内能从摆地摊过渡到设铺，已属难得。而从城市到乡村，明朝的商业活动，有很大一部分是借助于庙会、社日、草市进行的，流动不定的、商品数量有限的地摊，占据主导地位，贸易额终究有限。何况摆地摊的，多数是小商贩，资金本来就很少。

《金瓶梅》插图，西门庆绸缎铺经营状。涩情商品的泛滥，是明代商业文化低水平的另一表现。明中叶后，地主阶级穷奢极欲，晚明更达到人欲横流的地步。大搞同性恋，“讳曰‘勇巴’”，［90］大讲房中术，甚至搞房事大战的比赛，［91］真乃荒谬绝伦。正是在这种气候下，涩情商品不胫而走，泛滥成灾。《闲情女肆》、《嫖经》、《嫖赌机关》等淫书及种种淫秽小说、春宫画，相继出版，［92］流毒社会。此风甚至波及一般商品。沈德符谓：“幼时曾于二三豪贵家见隆庆窑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93］这种涩情化的酒器，著名词人冯惟敏在《黄莺儿？美人杯》中的描写，使我们知道明朝某些士绅确实把酒与色合二而一了：“掌上醉杨妃，透春心露玉肌，琼浆细泻甜如蜜。鼻尖儿对直，舌头儿听题，热突突滚下咽喉内。奉尊席，笑吟吟劝你，偏爱吃紫霞杯。春意透酥胸，眼双合睡梦中，娇滴滴一点花心动。花心儿茜红，花瓣儿粉红，泛流霞误入桃源洞。奉三钟，喜清香细涌，似秋水出芙蓉。”［94］有些商人更贩卖淫器、淫药谋求暴利。《金瓶梅》中的各种淫器，今人读来稀奇古怪，但绝非向壁虚构，皆为明朝所实有。松江的女流氓吴卖婆，“制造淫具、淫药，以干妇人之好淫者，多得重货”。［95］淫具之一的缅铃，据谓“缅地有淫鸟，其精可助房中术，有得淋于石者，以铜裹之如铃”。［96］而据杨慎《滇程记》载，这种鸟是大鹏。因此物“得热气则自动不休”，滇省便有人造假缅铃出售。［97］真货制作极费时，“疑属鬼工神造……殊贵重，不能多得”，［98］价格可想而知。海狗肾被奉为至宝，价格被哄抬上涨，“真者价值六十金”。［99］这些足可表明，明代商业文化，垃圾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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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7）

明代商业文化的特点之三，是明代的商业语言，不仅丰富多彩，有相当一部分还颇为奇突。

“开门七件事”云云，今日仍是大众的口头禅。始于何时？待考。但这一点是肯定的：宋、元时，此语尚未风行天下，所述七件事内容，也每有不同；［100］而到了明朝，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商品流通的加快，开门七件事的说法不仅广为流传，而且定型化，无论是商人、消费者，都不断那样说，直至今日，并无变化。请看明朝文献的记载：“我朝余姚王德章者，安贫士也。尝口占云：柴米油盐酱醋茶，七般都在别人家，我也一些忧不得，且锄明月种梅花。”［101］真是高雅之至。而小说的描绘，更有力地扩大了七件事说法的传播。如《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妈妈有谓：“偏我家晦气，养了个退财白虎，开了大门，七件事般般都在老身心上。”明清之际的《豆棚闲话》第十则：“只想这一班，做人家的开门七件事，一毫没些抵头。”《生绡剪》第十二回：“修士拿了银子，出门去买些蔬菜。正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小开门用着他。世间劳碌无休歇，谁能七件免波查。”凡此，都表明与人们日常生活最密切的七件商品，对明朝语言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

古人形容各种行业之多，取极数，称一百二十行，直到元代仍是这样。如：关汉卿的《金线池》第一折谓：“我想一百二十行，门门都好着衣吃饭。”钟嗣成的《录鬼簿》也载谓：“郑廷玉有一百二十行贩。”元末象山文人汤式写的《南吕一枝花——赠钱塘镊者》开头即谓：“三万六千日有限期，一百二十行无休息。”［102］而至明代中叶，随着新的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觉得再用一百二十行来概言之，显然觉得已不合适，便逐渐用三百六十行代之。佚名的剧作《白兔记？投军》有谓：“左右的，与我扯起招军旗，叫街坊上民庶，三百六十行做买卖的，愿投军者，旗下报名。”田汝成也载谓“乃今三百六十行”［103］云云。这一变化，透过语言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商业发展的脉络。

“酒色财气”一词，考其源流，汉代已有酒、色、财的说法，但直到宋代，才出现酒、色、财、气四字并连，［104］而成为人们口语中普遍使用的家常话，仍然是明朝的事。宁献王朱权撰杂剧《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其中有这样的描述：“〔冲漠云〕这厮好生无礼，怎敢这般捉弄我。〔做怒科〕……〔外末云〕却不道修行人除了酒色财气这四件，才做的修行人。你近日动不动便要打，怎么做得修行人。”［105］这是一例。又如：“莫为酒、色、财、气四字，损却精神，亏了行止。”［106］万历十七年（1589）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在奏疏中指出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俱全，病入膏肓，［107］是又一例。更值得注意的是，《警世通言》卷11《苏知县罗衫再合》描写一位李生看了一首痛骂酒色财气的《调寄？西江月》的题壁词后，“笑道：此词未为确论，人生在世，酒色财气四者脱离不得。若无酒，失了祭享宴会之礼；若无色，绝了夫妻子孙人事；若无财，天子庶人皆没用度；若无气，忠臣义士也尽委靡。”并和词一首：“三杯能和万事，一醉善解千愁，阴阳和顺喜相求，孤寡须知绝后。财乃润家之宝，气为造命之由，助人情性反为仇，持论何多差谬！”随后，酒色财气还化为四个美女。这充分表明，商人意识已渗透文学作品，对陈腐的道学气息是个有力的否定。

明朝商人的市语——也就是行业间说的行话，五花八门。田汝成载谓：“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促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有曰四平市语者，以一为忆多娇，二为耳边风，三为散秋香，四为思乡马，五为误佳期，六为柳摇金，七为砌花台，八为霸陵桥，九为救情郎，十为舍利子，小为消黎花，大为朵朵云，老为落梅风。”［108］局外人听了只能是莫名其妙。看来，此类市语在同行业之间流行，目的就是让外行人听不懂，便于捣鬼。《豆棚闲话》第十则，就曾经描写一个叫强舍的苏州闲汉，对山西人马才“连篇的打起洞庭市语，机哩嗗噜，好似新来营头朋友打番话的一般，弄得马才两眼瞪天，不知什么来历”。本想从马才身上捞一把，后被人揭穿，枉费心机。另一部小说描写有人把中药的名称全改了，如：“恋绨袍（陈皮）、苦相思（黄连）、洗肠居士（大黄）、川破腹（泽泻）、觅封侯（远志）、兵变黄袍（牡丹皮）、药百喈（甘草）、醉渊明（甘菊）、草曾子（人参）。如此之类，不过是市语暗号，欺侮生人。”［109］有些地名，也被另称，如谓陕西曰豹，河南曰驴，江南曰蟹，福建曰癞，四川曰鼠，［110］连食品也有种种特殊叫法，如称熏猪耳朵为“俏冤家”，［111］真不知从何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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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8）

明朝的江湖上流行大量黑话，主要是民间秘密组织、黑社会成员间使用的特种语言。但不能排除其中有一部分是商人使用的黑话。这不仅在于有的商人开的就是黑店，而且不少组织杀人越货、囤积居奇等勾当，都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所谓“我家田地在江湖，不用耕兮不用锄。说话未完苗已秀，再谈几句便收租”，［112］分明地揭示出黑社会成员以非法手段在江湖谋生的本质。从《江湖切要》的记载看来，凡天文、地理、时令、官职……都有黑话，涉及商业的，同样是黑话连篇。如：市人：井通。贩子：不将人。典铺：兴朝阳。杂货店：推恳朝阳。茶：青老。白酒：水山。粥：稀汉。牛肉：春流。金：黄琴。银：硬底。卖假货：跳符恳。真货：实赞。有钞：热子。假钞：将肯。没生意：念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大概是明代商业文化中最有神秘色彩的部分了。

三、明代商业文化的历史地位

明代商业文化对明代历史起过积极作用；特别是其中的反主流因素，对明代的社会、文化，产生过进步影响。它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森严的封建礼教、以封建特权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对此，史学界的一些论著，已经从不同角度作了有益的探讨。［113］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论。我想强调指出的是，明代商业文化中最活跃的反主流因素是服装的变化，领导着当时新潮流，而这种新潮流的发祥地是苏州，以至形成一个新的概念“苏意”，这是值得注意的。

晚明宁波文人薛冈站在传统封建道德的立场，载谓：“‘苏意’，非美谈，前无此语。丙申岁，有甫官于杭者，笞窄袜浅鞋人，枷号示众，难于书封，即书‘苏意犯人’，人以为笑柄。转相传播，今遂一概希奇鲜见动称‘苏意’，而极力效法，北人尤甚。”［114］由此可见，统治阶级对文化中有新意的东西，开始总是敌视的，但禁止的效果，刚好适得其反，从反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苏州的商品，成了时髦的代名词，人们以拥有为荣。“苏样的百柱鬃帽”、［115］“苏做的扇子”，［116］以及各种小商品，贵重商品，［117］都受到人们的欢迎，开一代风气之先。“苏意”不仅影响北方平民，还影响皇室。史载，“熹庙之皇第八妹也，号乐安公主，善吴装”，［118］即为一例。诗人公鼒的《都城元宵典》也谓：“……白袷裁衫玉满头，短檐髽髻学苏州。侬家新样江南曲，纵是愁人不解愁。”［119］可见苏州服装、发式对京城的巨大影响。正是在苏州掀起的新潮流的推动下，各地服装迅速变革，使道学家们摇首叹息。时人余永麟载谓：“迩来巾有玉壶巾、明道巾、折角巾、东坡巾、阳明巾，衣有小深衣、甘泉衣、阳明衣、琴面衣，带有琵琶带，鞋有云头鞋，妇人有全身披风，全已大袖，风俗大变。故民谣云：头戴半假幞，身穿横裁布，街上唱个喏，清灯明翠幙。又云：蝴蝶飞，脚下浮云起，妇人穿道衣，人多失礼体。又云：一可怪，四方平巾对角戴。二可怪，两只衣袖像布袋。三可怪，纻丝鞋上贴一块。四可怪，白布截子缀绿带。秉礼者痛之，建言于朝，遂有章服诡异之禁。”［120］甚至男性崇尚女装，以大红大紫为贵：“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改得古诗一首：……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121］当然，这是就服装变化的大趋势而言的。必须指出，服装的变化，与人们喜新厌旧、物极必反有关。事实上，早在弘治年间，京城服饰已经开始变化，如：“弘治壬戌以后，人帽顶皆平而圆，如一小镜，靴履之首，皆匾如鲇鱼喙，富家子弟，无一不然，云自京师始，流布四方。衣下襞积至脐上，去领不远，所在不约而同，近服妖也。”［122］又如：“正德中年，京都士人忽以巾易帽，四方效之，贩夫走卒，亦有僭用者。”［123］只是这种变化，与在晚明时期“苏意”带动下出现的服装变革之风，还远不能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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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明代商业文化初探（9）

但是，在繁花似锦沸管弦的明代商业文化的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这是指：一方面，这种文化是消费性文化，食品、服装等占据主导地位，在生活消费品流通领域“流水泛碧波”，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很有限。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商业文化沾染流氓意识，从而进一步显示出明代商业文化的低层次。如往酒中掺水，甚至妄称卖的是陶渊明埋下的千年古酒，［124］在鸡肚中塞沙、在猪肉及鱼肉中注水、伪造古董及家谱、胡要价格［125］等等，伪字随处可见。这股歪风，在经济发达、商业文化最耀眼的杭州、苏州，反而有“大风吹倒梧桐树”之势，恰恰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人们形容杭州的不少商品弄虚作假是“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126］《豆棚闲话》第十则更一针见血地描述：“苏州风俗，全是一团虚哗。只就那拳头大一座虎丘山，便有许多作怪……即使开着几扇板门，卖些杂货，或是吃食，远远望去……倒也热闹齐整。仔细看来……都是有名无实的。一半是骗外路的客料，一半是哄孩子的东西。不要说别处人叫他空头，就是本地……数落得也觉有趣。”陈铎的《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描写行业达140种，其中涉及商贾铺户的，不少人都卖伪劣商品。［127］余风所及，3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沉渣的泛起。而制造假银，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当时的书坊，曾出版了一本专门教人辨识假银的书，［128］可见问题的严重。

至于明代商业文化中乞灵于鬼神、金银异化故事层出不穷、积重难返的窖银之风等等，大部分已为学界熟知，此处不枝蔓。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剖析明代的商业文化，我们可以看出，明代商业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以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及由此而导致的生活方式，虽然已发展到巅峰期，但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即使真的有资本主义萌芽出现，那也不过是雨丝风片，含有近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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