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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是不发表为好。

到了1959年，《一个和八个》突然被打印出来，首页标着“内部批判”字样。为此，郭小川写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这部诗稿也一沉十几年，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以正式发表。

对于张艺谋他们来说，既然这首诗能够公开发表，便说明它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问题。

他为“第五代”立军令状（3）

1983年4月1日，《一个和八个》摄制组成立，导演张军钊，美工何群，摄影是萧风和张艺谋。对于广西厂来说，这是一件大事，为此特别举行了一个仪式，由张艺谋代表整个摄制组向厂里立“军令状”。

仪式刚结束，有人给张艺谋送来一封电报。电报是张艺谋的岳父发的，告诉他，肖华在前一天为他生下了女儿。应张艺谋的要求，大家一起为他的女儿取名字。张军钊说：“今天是4月1日，从今天起我们就开始干事业了，就要走向不平凡了。3月31日是我们大伙儿平凡生活的最末一天，就叫张末吧。”大家同时叫好，于是张艺谋的女儿便有了“张末”这个名字。

女儿出生，张艺谋并没有赶回家，他已经铆足了劲，要拼上一场。

从4月1日开始，几乎每个晚上4个人便凑在一起谈剧本。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和郭小川当初写这部作品的初衷几乎一样，就是要标新立异，就是要对一些传统进行反叛，就是要给电影一个全新的视角。

张军钊说：“常有人问我，《一个和八个》为何要在历史观和电影形态上采取极端叛逆的态度？我们只是本能地要求标新立异。想出的这个东西，别人没整过，这是当时咱们确定的一条原则。”张艺谋则说：“由于我们对以往中国战争片的那种矫饰感、那种贪花好色极为反感，于是走了一个极端，拍广阔的天和地，拍寸草不生，对民族危亡关头的严酷性进行抽象的表现。”他们一反当年银幕上热衷于奶油小生、世俗化的阴柔之美，追求一种粗犷、原生的阳刚之美。影片中除了唯一的女性杨芹儿之外，所有男性一律剃成光头。连摄制组的汉子们，也一样剃了光头。这已经是个彩色片时代，可张艺谋在镜头颜色的处理上也极其大胆，拍得近似于黑白片。影片主要场景是外景，几乎没有出现代表生命的绿色，把原本织满青纱帐的田野拍成戈壁滩式的荒凉。这种环境造型为了体现这样的主体意念：日本人的“三光政策”，将生机盎然的中国土地变成了种族灭绝的沙漠，从而赋予影片一种历史的悲怆和沉重。

在镜头处理上，他们较少使用传统导演喜欢用的远景或者特写，几乎全部是中近景，人物也不放在画面的中心位置，一般只占一个边角，以求用画面向观众传达一种力量。这是一种被压迫的力量，也恰恰是作品本身所内含的力量。影片的最后，锄奸科长拄着拐杖，斜倚在王金身上，构成一个大写的“人”字，这个字几乎占满了画面，在高光背景下，产生剪影的效果。这显然是当时呼吁人性回归的体现。

张艺谋第一次看到女儿已经是5月的事。当时，《一个和八个》完成了在河北外景地的拍摄，转往宁夏外景地，途中张艺谋回了一趟家。初为人母的肖华是异常辛苦的，她说：“丈夫回来了，孩子也躺在我身边，我感到无比幸福和充实。长久以来的辛苦、劳累、委屈，似乎一下子都得到了补偿。看到张艺谋第一次见到女儿，想抱不会抱，想摸不敢摸，想亲又怕把女儿碰疼的样子，我心里真是满足极了。”

没想到，张艺谋回家的第二天张末突然发起了高烧，夫妻俩急忙将她送到医院。大夫怀疑孩子有心脏病。张艺谋在西安待了5天，都是陪着生病的孩子度过的。此后他再回家之前，都要在信中叮嘱肖华：“你这些天，一定要看管好末末，不要让她在我回家期间再生病。”

这次回家，张艺谋还带回了《一个和八个》的剧本让肖华看。张艺谋问她第一印象是什么，见她答不上来，多少有点得意地说：“共产党员的种子作用。”肖华说：“哦，你问的是这个呀，我还以为你要我说什么艺术呀情节呀什么的，所以吓得我在你这个艺术大师面前不敢胡说。”

张艺谋告诉她：为了这个剧本他们4个人可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每天晚上讨论剧本到深夜；何群和萧风困得熬不下去，他和张军钊还在谈；张军钊也熬不下去了，去睡了，只有张艺谋一个人还在苦苦思索。后来好多被认为出彩的镜头都出自张艺谋的创意。

这部电影拍摄完成后，被管理部门下令修改，先后删改了150多处，以至于不能恢复本来面目。即使如此，管理部门仍然不能下决心公映，仅仅在小范围内放映。

肖华经历了《一个和八个》在西影厂放映的过程。当时张艺谋已经开始另一部电影《黄土地》的拍摄工作，不在西安。肖华很想看一看丈夫拍的第一部电影，便找到《一个和八个》以及《黄土地》的编剧张子良，要求他在西影厂放映《一个和八个》时通知她。两个星期后，张子良告诉了她确切日子，并且约定见面时间和地点，由他将她带进了西影厂的放映室。肖华进入时大家都在谈论这部影片，因为下午已经放过一场，反响极其强烈，不少人是想再看第二遍。肖华坐下来，耳边便传来议论声：“听说这部片子不错，哪个厂拍的？”“广西厂拍的。广西厂能拍出这样的片子，真让人刮目相看！”“比杨在葆还杨在葆，如果其中一段不改，就更气壮山河了！”

放映完后，灯一亮，大家就“噼噼啪啪”地拍起手来。这种情形在电影院是不可能见到的。这充分说明了一点：这部电影得到了同行的高度肯定。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部影片虽然未能通过审查，但它被视为中国新电影的里程碑，是“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此后只要谈这一代电影人，没有人能够跳过这部电影，也没有人能够跳过张艺谋。

那么，这部电影最本质的突破是什么？张艺谋说：“当时中国还处于‘文革’后的复苏阶段，电影普遍重社会意义而轻艺术形式。本片是一个反正。”

这就是根本，而张艺谋的这种说法显然是太客气、太谦虚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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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天惊的“第五代”（1）

广西电影制片厂似乎注定要在中国电影史上大书一笔，而这一笔的落脚点肯定少不了一个人，他就是当时广西厂的厂长魏必达。电影圈外的人很少知道这个名字的，可就是他成就了两部电影和一代导演人。没有魏必达就不会有青年摄制组，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八个》，说不准也没有后来的张艺谋。

《一个和八个》未能通过审查，这笔损失可以说巨大。张艺谋他们当初是立过“军令状”的，不知通过审查这一项是否是“军令状”的内容之一。不管怎么说，电影不能放映就无法收回投资，这个责任靠张艺谋、张军钊等几个小青年根本承担不了。所有一切都由这个名叫魏必达的厂长承担了。

不仅如此，拍摄《一个和八个》的同时，魏必达还想拍其他一些电影。为此，他找到了张军钊的同班同学陈凯歌。

陈凯歌在云南下放过，当了3年知青，也是由于会打篮球得到一个参军的机会，直到1976年他返回北京，在北京电影洗印厂当一名工人。1978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和张艺谋不同的是，陈凯歌生来与电影有缘，他的父亲陈怀皑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母亲是高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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