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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①《论中国女权运动》（1927年3月8日），载《宋庆龄选集》第16页。

“总理①说‘国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当先努力于这个大家庭的革命工作，然后才有小家庭存在的希望。只知道做贤母良妻，不去尽国民革命天职的妇女，结果必定做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奴才的奴才’。

①指孙中山，他逝世前任中国国民党总理。——译者

“妇女本来是社会的创造者，不但不应当受男子的压迫，并且事事应当站在男子同一战线上努力。”①

①《妇女应当参加国民革命》（1927年2月12日），载同上书。

后来，孙中山把来源于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些农民民主主义思想同来自西方的民主思想（他经常提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同来自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践的其他一些民主思想、最后又同某些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

1879年，孙中山13岁，在母亲陪伴下第一次出洋，到夏威夷他哥哥孙眉那里去。孙眉很早就去夏威夷做工，后来经商，往后又在毛伊（旧译茂宜）岛上办一个小牧场。他的打算是让弟弟先上几年外国学校（他自己没能上这样的学校），然后跟他一起经营牧场，最后把产业交给他继承。少年孙中山进了英国传教士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很快学会了英文。到第二年，他就得了奖，是由当时还独立的夏威夷国王架刺鸠亲自颁给的。

虽然书念得很好，孙中山的其他表现却使他哥哥失望、甚至吃惊。他对基督教和其他“非中国”的念头的兴趣太浓厚了，而对于发展和继承毛伊岛上的家业则毫无兴趣。因此，孙眉又把这个弟弟送回家乡，让他头脑清醒一下。

但事与愿违。年轻的孙中山回乡不久就阁下大祸。他把村中一座庙宇里的神像砸了，因为他现在把它们看成是无知落后的象征。村民们大怒。按照族规，他们可以把这个大逆不道的孩子处死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但在孙中山的父母答应出资修复庙宇之后，大家总算免他一死，只把他逐出家乡了事。他家人惊慌之余设法把他送到香港。他在那里受了洗礼并上中央书院（中学）念书。

1884年，家乡人对他的态度缓和了一些，他短暂地回乡一行，以尽孝道——遵父母之命，同一位名叫卢慕贞的不识字的姑娘结婚。这时他同哥哥也和好了，所以婚后又去夏威夷，到1886年再回香港，攻读医学学位。

医学不是他的第一志愿。他曾经希望去上中国著名的马尾水师学堂（马尾在福建省福州附近）。但历史却作出了另外一种决定。这个学堂，连同海军基地和船坞，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被法国人完全摧毁了。（中国为建设这第一处现代化的海防设施曾高薪聘请法国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所以法国人非常清楚该瞄准哪些目标轰击。）据说，战争中伤员的痛苦促使孙转而学医。更重要的是，这次战争以及在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清政府的积弱和卑躬屈膝，使孙中山思考不仅要医人，还要医国。他和朋友及同学们开始谈论改良，还谈到革命。

孙中山后来回忆，在战败的一片灰暗中，使他看到一线光明的是香港外商船坞的中国工人的爱国行动。他们不顾扣薪、开除的危险，拒绝修理法国的船舶。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政治性罢工，它使香港的港口实际上停顿了十天。这件事使孙中山对人民产生了新的信心，并且第一次意识到中国新生的近代工人阶级（尽管它还很小）在国家的复兴和进步中所具有的潜力。

1893年，即他在香港完成医学学业的第二年（也就是宋庆龄出生的那一年），孙中山在澳门开了一个诊所。虽然他的医学知识和技术都很高超并赢得老师们的格外赞许，他在香港、澳门这两个英、葡殖民地仍然领不到正式的行医执照——一个中国人要在这里行医是难上加难的。但他已深深地为政治所吸引，所以就像宋庆龄后来所说的那样，他的行医主要只是为了“掩护他的革命活动”。

除了在香港和夏威夷的老朋友之外，孙中山同下等社会的秘密结社“三合会”进行了接触。三合会为反对清朝统治已奋斗了两百多年。它的会员中有许多华南的农民、雇工和从事内河和沿海航运的水手，所以有很大的机动灵活性和很好的广泛的通讯联络工作。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它把仇恨从满洲人扩展到外国侵入者身上。香港的英国统治者对三合会闻风丧胆，入会者一经发现即以违反刑法治罪。

（三）从改良到革命

孙中山虽然常被称为“空想家”，对具体的改良也是很感兴趣的。他曾给家乡的县太爷送过一个改进本县农产及丝业的条陈，县衙门没有理睬他。他就在1894年跑到北方港口城市天津，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陈述加强全国经济的广泛计划。李是出名的洋务派首领，但没有见他。也许因为李看到他的信里有可取之处，也许因为想把他打发走，李下令向孙发给护照，以便出洋留学。对孙中山来说，他这样轻而易举的改良建议都被上下各级官吏所拒绝，证明这个朝廷经不起最基本的考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发动了第一次旨在推翻清廷的武装起义。对一个年轻的无名小卒来说，这是够大胆的，并且是冒掉脑袋的危险的。

如果说美国当初走向独立的第一句口号是“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那末孙中山心中正在形成的信念是“没有革命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这个信念不是像过去曾说过的那样闪电式产生的，而是逐步——虽然较快——形成的。一个有力（但非最后）的因素是中国又遭到了新的战败，这次是败在日本手里，时间是1894年，第二年又屈辱地把海岛省份台湾割让给日本。另一个因素是他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他在西方所见的现代化进步同他在国内所见的落后这两者之间的强烈对比。正是要消灭这一差距的决心使孙中山最后义无返顾地从改良转变到革命。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正是这样如实估量，更能顺理成章地探讨孙中山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他与时俱进的气质，比起把他说成为一开始就是革命者更近乎情理。”①

①林增平在他所写的《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一文中根据原始资料对形成过程作了追溯。此文载《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7年第3期，第45—66页。原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从历史上看，这同环境也是符合的。中国当时除了革命，没有其他路子可走。但认识到这一点需要时间。日本是在明治天皇治下进行现代化的、德国是在德皇威廉治下，而俄国则在更早一些时候在彼得大帝治下国力大振。这些实例对中国知识分子——正统派和立宪派都一样——是很有吸引力的。

但关键在于情况不同，特别是地理上最接近的日本。日本在19世纪末期不像中国那样被外国侵入者和占领者搞得四分五裂，因为日本没有什么资源吸引他们。天皇的朝廷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中国自明亡以后就由一个很小的少数民族用武力来统治占人口大多数的其他民族，并日趋衰败，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无力抵抗，只能屈服。在日本，经济和社会力量已壮大到足以使现存体制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而在中国则类似的力量还很弱小，缺乏高层的支持，并且没有取得这一支持的前景。“日本式”的维新在中国既受到阻碍，俾斯麦和彼得大帝的路子也走不通。而且也不是那种历史时代了。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社会中得到了一小批人的支持，组织了“兴中会”。后来有人说，兴中会曾发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两条不是新的）、创立合众政府（这一条是新的）”的号召。但研究结果没有发现足以证明在檀香山已订出这一纲领的材料。孙中山在他写的《伦敦蒙难记》（1896年）中没有提到；在他的日本朋友和传记作者宫崎寅藏1902年的作品中，或在他的老战友陈少白1929年所写的书中也都没有提到。还有，孙中山自己曾写道，在兴中会成立时的檀香山华侨社会是“风气未开，人心锢塞”的（确实，在22个发起人中，后来大部分成了君主立宪派。）①

①见上引文章。提到的出处是《檀香山华侨》一书（1929年）中所载邓想着《中国国民党茂宜支部史略》一文；宫崎寅藏所着《三十三年之梦》（或译《三十三年落花梦》）（1902年）；陈少白着《兴中会革命史要》（1929年）。孙中山的声明引自《孙中山全集》。本书作者没有核查原始资料而是根据林氏文中的引述。

孙中山着手他的第一次武装革命行动并第一次谈到实行共和是在1895年清廷屈服于日本武力之后。广州的第一次起事，目标是夺取总督衙门。这次起事不是檀香山总部提出而是更加激进的香港分会会员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会员（有人说上海的宋耀如也在其内）所要求的。但不论是哪里的会员都已把孙中山奉为他们之中最英明果敢的一员了。他们不但要他同意这次起事，还要他亲临参加。所以香港方面就把他从夏威夷召来负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孙中山第一次提出实行共和的思想。（当时在香港中英文报纸上所载的一些革命宣传品中仍说要建立一个由年轻的光绪皇帝和三个议政大臣为首的政府。这样说可能是为了争取温和派和外国人的支持。）

由孙亲自领导的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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