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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2页）

③引语采自马丁·C·威尔伯着《孙逸仙——屡遭挫折的爱国者》（英文），第38页。李禄超寄居国外多年，后回国，80年代初期在广州病故。

在以后的一年半时间中（直到1920年末），孙中山在这里总结以往的经验，把所提炼出来的新认识用于指导未来的行动。他所注意的主要仍然是解决如何更好地组织武装起义的问题——因为武装起义是他长期使用的主要方法。但两个重大事件——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很快使他着手于一项新的、更为广阔的任务。国外的事件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深远的国内事件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是由两个国外事件所引发的，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是十月革命。

五四运动初爆发时是反对协约国在战后和约中出卖中国的抗议浪潮。按照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条件以及高唱入云的“民族自决”口号，中国有权期望收回德国在山东省的一切殖民权利。但在凡尔赛和会上几个主要战胜国分赃的结果，根据原有的秘密协议（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把沙俄政府档案中的许多秘密条约都公布了出来），德国的这些权利不是归还中国而是交给了日本。这样，中国虽然参加了协约国，到头来却不是战胜国之一，而成了失败国之一。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在一个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里，一个国家如果它的主权是不完整的并且没有全民整体力量来加以保卫，就不可能避免为某一个帝国主义所宰割。

这一发展不仅证明孙中山反对中国参战的主张正确，它也使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寻找盟友的目光转向苏俄——一个由本国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本国土地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制度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它宣布不仅在国内要实行社会主义、在国际上还要同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运动和全世界的革命运动联合起来。苏俄还显示出革命能够抵挡外国干涉，它挫败了大大小小十四个外国的武装入侵。它还宣布废弃沙俄像其他帝国主义一样迫使中国同意的租界、治外法权以及其他半殖民地特权。“看来很自然，作为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孙逸仙博士会使自己对苏俄发生兴趣。”这是一位外国作者（他本人很保守）在所写的孙中山传记中的话。①

①孙中山着《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忆》（英文），伦敦出版，原书无出版年代，但有孙中山所撰引言，日期为1918年12月30日。

关于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毛泽东曾形象生动地回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但使得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本性丝毫未变并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五四运动。它预兆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个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于30年后即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①见上引威尔伯所着传记，第112页。

五四运动汇合并加强了青年知识分子要求“打倒孔家店”和反对宗法制度的反封建思潮，它呼唤“德先生”、“赛先生”①在中国出现，如同欧洲文艺复兴的样式。但当反对西方国家（一直被认为是“德”“赛”两位“先生”的家乡）的运动以群众性规模爆发时，不是这两位“先生”而是“革命同志”很快进来了。当日本所收买的北京政府将要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从而使日本在山东的攫夺“生效”时，北京和其他城市学生先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迅速扩大到社会其他阶层。知识分子以新的激情对列强进行谴责，并且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越来越提高了认识。商人、店员和消费者采用了行之有效的抵制外国货（这一次是日本货）的办法，并且规模之大为前所未有。工人举行抗议罢工，作为一支新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反帝运动同反对中国旧统治势力的运动以汹涌澎湃之势汇合在一起了。

①“孔家店”指长期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和改造的儒家学说。“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当时音译为“德摩克拉西”，“赛先生”指科学（Science），当时音译为“赛因斯”。——译者

在北京，政府中几名众所周知的亲日派部长被罢免；在巴黎，北京政府的代表慑于国内外群众的压力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三）支持五四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孙中山（和宋庆龄）第一次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在全国范围内行动起来，并在社会其他阶层中引起回响。有些作者或出于误解、或由于偏见，对于孙中山赞同五四运动的程度表示怀疑。事实上，五四运动对他来说意味着新的前景、新的希望。从一封在他提示下写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五四运动是由于“（北京）政府媚外丧权，甘心卖国……幸北京各学校诸君奋起于先，沪上复得诸君共为后盾……中山先生同属国民一分子，对诸君爱国热忱，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诸君后盾。……尚望诸君乘此时机，坚持不懈，再接再厉，唤醒国魂。民族存亡，在此一举，幸诸君勉力图之。”他不仅肯定这个运动的伟大意义，并开始表示，不再是只靠他一个人，也要靠爱国学生一起来“唤醒国魂。”①另外一个材料说，孙中山“立即表示对学生的支持”。他在给上海和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回信中鼓励学生开始走上革命的前途。②一个当年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罗家伦（他后来向右转并成为国民党的大官）谈到孙中山的态度时说，“他以极大的热诚把曾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吸收入他的党。每次接见北京的学生代表，他总要同他们谈三、四个小时，并且越谈越有兴致。”③

①《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②见前引金冲及文。

③周策纵着《五四运动》（英文），第125、247页。

有人把五四运动对孙中山的影响说成是“共产党夸大其辞”。罗家伦本人的政治倾向使他的这段证词更有力地驳斥掉这种说法。

当时大学校园里的另一位积极分子许德珩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

“那是1918年的暑假，为成立全国学生统一的爱国组织——学生救国会，我和另一位同学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代表，南下活动……我们去莫利哀路会见了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和我们谈话时，客厅的一隅，坐着宋庆龄同志在打字。……1919年8月，我和参加全国学联工作的几位同学，再一次拜会了中山先生。这次访问，我们与中山先生就国家大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宋庆龄同志仍然坐在那里打字……她并没有以中山先生夫人身份参加我们的讨论，这种稳重谦虚的风度，令人敬佩……”①

①见周策纵书引用1920年罗家伦着《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与失败……》1943年重庆重印本。1943年时罗已是国民党高官，以后曾任台湾

但人们可以设想，庆龄的青年热情同样为这些学生——他们同她年纪相若——所激发，而且其程度并不下于政治上更为成熟的孙中山。正是在这一时期，孙中山越来越认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为使革命思想广泛传播，创办了《建设》杂志①和《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

①许德珩着《高风亮节、大义凛然——记宋庆龄同志》，原载1981年5月23日《光明日报》，收入《宋庆龄纪念集》，第68页。

1919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八周年纪念日，孙中山再次改组他的党，名为“中国国民党”。他在10月18日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的、题为《救国之急务》的演讲中指出：

“吾人欲救民国，所可采者唯有两途：其一，则为维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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