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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劳改

姚承霖永远记得1951年4月的一天，审判长把自己叫到办公室里谈话的情形。

“他说姚承霖，你的情况我们调查过了，你确确实实是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特务组织，什么都没有的。不过你思想上有这种想法，你也讲过解放初期工资低，生活困难。我们现在要教育你几天，那时候你就不会这样想了，再叫你回到原单位去。”

“我当时想，审判长都这样讲了，我肯定不会判刑的。”姚承霖说。但是到了第二天开庭后，他如遭雷击：审判长当庭宣布，姚承霖因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旧上海　新上海（18）

一个多月后的5月15日，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这条自古以来便是“四渎”之一的害河牵动着他的心，两岸受灾难民的惨状让他数度流泪，他下令“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

于是在淮河两岸，一场轰轰烈烈地治淮工程隆重展开。热火朝天的工人中，也包括姚承霖在内的一批劳改犯人。

在去往治淮劳改的路上，管理干部对姚承霖讲，三年之内治理好淮河，全部都叫回家。“你们来的时候是铁笼子送来的，走得时候淮河人民锣鼓喧天送你们回去”。姚承霖回忆说，“大家听了这话，信心高涨，干活特别卖力。”在治淮大军的齐心努力下，短短两三年内，一批水利工程顺利完工，而这些工程，在1954年特大洪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姚承霖并未等到返回上海的机会，而是在一年之后被转移到苏北农场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他们住在草棚里，每天的任务便是开荒。姚承霖在这里结交了两个好朋友，睡在他左边的叫魏风光，是在印度留学归来的博士；右边的叫韩文义，是日本留学归来的博士。这两个人同样也是运动中被劳改，但却没有具体罪行。“真正的反革命特务早都枪毙了，留下来的连判无期的都没有。”

这两个老大哥懂好几国语言，姚承霖跟着他们学习俄文，日子倒也过得平静自在。直到有一天，劳改队的干部转给他一封信。干部说这信治淮的时候就寄到了，“一直没给我”。

信是妻子写来的，她说“承霖，你离开我们的时候，儿子才两岁多，天天跟我要爸爸。我说你爸爸在公安局办公，他说人家爸爸办公下班都会回来，我爸爸为什么不回来？可怜孩子天天盼望你回家。不知道你哪天才能回来？”

妻子写信的意图是要和姚承霖离婚，狱友劝他说，“*反革命时候，办理离婚的人法院门口排队挤破头，交通都堵了。”　姚承霖心里明白，这怪不得妻子，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是不给安排工作的，毕竟这是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婚，这样的人多了。

姚承霖最终给妻子回信：“为了你和儿女，找个适当的人嫁了吧。家里东西我全不要了，统统都给你。”1955年，已经服刑四年的姚承霖被发配到内蒙古，参与了新中国另一项重大工程——包兰铁路的建设。这条横贯西北沙漠地带的干线，有着重大的战略和经济意义。“每天就是开山、挖土方、修铁路”，已经一无所有的姚承霖，还有两年就要刑满了，但彼时的他，内心已不知何处是自己的家。

“57年刑满后，我还是*，但是有工资了……什么都干过，工程队、开荒、种田……”。就这样，这个在江南秀美山水中长大的男人，拿着25块人民币的工资，在空旷苦寒的蒙古高原，渡过了人生中最为黯淡无光的二十多年。

*岁月

1980年的一天，姚承霖突然被叫到领导的办公室，那位领导指着桌上的水果，态度温和地让他吃。接着告诉他，“老姚啊，你的帽子摘掉了，我们是革命同志了……过去不是我们要那么对你，是上面政策规定的……”。

历经近30年的等待，姚承霖终于卸下了沉重的政治枷锁，但他却突然有种失重的感觉，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失而复得的自由来得过于苦涩，他还是决定先去北京看看，去看看故宫、天安门，还有毛主席纪念堂……

旧上海　新上海（19）

在回上海的路途上，他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情，30多年未见的亲人不知道见面该是怎样的感觉。但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他才发现这30年流逝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青春岁月，同样也有亲情。妻子早已改嫁多年，亲生孩子由于多年未见对他没什么感情，而更深深刺痛他的，是亲妹妹的埋怨：“你回来干什么？人家农民工人都是光荣的，你个反革命……丢人现眼……”。姚承霖终于明白，即使是帽子被摘掉了，他也很难摆脱别人的傲慢与偏见。

无奈之下，老人找到了当年的好朋友，时任上海总工会主席的傅惠霖老人。几十年未见的老友重逢，自是一番唏嘘感慨，最后，在傅老的帮助下，姚承霖被安排到了邮局的邮件打包场工作，每月工资200块人民币。

就这样，无声无息中，邮局打包场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外表沧桑、干活勤勉却沉默寡言的老人，然而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也没人在乎他。直到1987年中秋节这天，打包场里突然来了两个警官，一人拎着一包月饼，指名要找姚承霖。

“场长吓坏了，说姚承霖不得了啊！”老人笑着回忆。三十多年后，姚承霖终于重新回到了他的单位：上海市公安局外事管理科。

“以前有同志对我说，知道我心里委屈，想不通。让我不要和别人比，而是跟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三个人比……你姚承霖怎么说也曾是国民党的人吧……”姚承霖说这些道理自己早就明白。

但不少时间，他还是会对着窗外沉思。这是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七宝桥的一户普通一居，房内的设施朴素得甚至有些简陋。靠窗的写字桌上供奉着一尊观音菩萨像，而房屋正面的墙壁上方，悬挂着象征公安系统巨大荣誉的蓝盾勋章。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又在喃喃自语：“我们一起去内蒙的大概有二三十人，后来回来的可能就我一个人。”

收押资本主义

接管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资本主义堡垒后，如何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工商业分门别类进行接收、监押和收服，为战后重建服务，并改造为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所需求的经济体，是新政权面临的一大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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