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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2页）

10月7日，蒋作宾大使访问日本广田外相时指出：对于多田谈话“中国方面官民皆感到惊诧。”＇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版，第217页。＇

日本方面对中国的抗议置之不理。同年10月4日，日本外、陆、海三相经过协商，再度确认日本分离华北政策，强调要“采用缓急得宜的方法，使中国方面（中央及地方政权）调整其与帝国及满洲国的关系，其作法是：

第一，“使中方彻底取缔排日的言论和行动”；

第二，“至少在与满洲国毗连的华北地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与满洲国进行有效合作”；

第三“排除赤化威胁”。＇〔日〕《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03～304页。＇

此后，就上述问题关东军、军部和政府拟定了各种文件，10月还在大连、天津、上海等地召开以关东军为主的在华官员会议。

多田声明所宣布的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特点是：

第一，公开宣布的完整的方案；

第二，范围上着眼点在于整个华北；

第三，强调政治上的“分离”、“自治”以及日本的“指导”；

第四，在经济上正式提出了“华北经济圈”的说法。

多田声明完整集中地概括了日本在这一时期的目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分离华北的侵略政策的代表性文件。

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制定决不单是军方的作用，而是日本统治阶级意志和权益的集中体现。法西斯军人桥本欣五郎曾说：“华北问题是日本为了向大陆发展迟早要解决的问题”。＇《日本历史》28，岩波书店，1981年版，第145页。＇

近卫文鹰更露骨他说：中国对华北“自己没有开发之力而将此天赋资源放弃不顾，这可以说是对上天的冒渎，日本为了表露友谊而对其进行开发”。＇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小史》，青木书店，1986年版，第101页。＇

1935年和1936年间，日本在华北地区大规模展开多种形式的侵略活动，制造了各种大小的阴谋事变，正是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必然产物。

三、日本分离内蒙的侵略政策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内蒙古东部地区相继陷入日军铁蹄之下，部分蒙古族上层分子依靠日军的支持和指挥，在通辽一带大搞“复兴蒙古民族，实行自治”，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粉饰门面，掩遮其卖身投敌的叛国行径。日本在华北的扩张充分地利用了该地区的民族矛盾，操纵部分上层叛国分子，策动所谓的内蒙独立运动，推行对内蒙的侵略扩张。

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暂行蒙古人指导要案》，其核心是要促成西部内蒙古及外蒙古“转向亲满亲日”，提出“在西部内蒙古要排除苏中两国势力的影响，促进自治政权建立，并指导外蒙古逐渐脱离苏联的羁绊，朝亲日、满的趋向转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文书》第102页。＇

1933年10月，关东军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起草了《关于建设蒙古国的意见》。其中对于“蒙古国”的疆域，松室孝良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案包括长城外城以北的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八旗（含内务部农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归化城土默特部；第二案在第一案的基础上，增加长城内城以北的察哈尔省口北道、山西省雁门道，还提出建立“蒙古国”的准备时间为三年，以便集中和培养“人才”，甚至还对“蒙古国国家组织大纲”、“国号”、“元首”、“首都”等，都作了细致的说明。＇〔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49～462页。＇

1934年1月，日本陆军部在《对察施策》中提出，“对察哈尔省，要根据昭和八年（1933年）7月16日决定的我军既定方针进行工作”，强调“本施策的目标在于锡林郭勒盟和察东”，“将来根据形势的变迁，更使施策范围向西扩张”。＇〔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68页。＇

2月，改任日本关东军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的松室孝良，在《满洲国接邻地方占领地统治案》中，对所谓“蒙古自治国”的统治区域、政治机构、行政区域、治安维持方法，以及警备军的编成使用、财政经济等，都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72～485页。＇

日军在绥远、察哈尔等地区的扩张，是其对华北侵略政策的构成部分，但它的目的与手法同在平津等地域的作法有所不同，其方案纲领显示有作为独立计划的特征。日军对于内蒙中西部的插手，是在1935年前后大规模开展的。

1935年7月25日关东军参谋部进一步制定《对内蒙措施要领》，该文件总结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侵略的经验，规定其今后的方针是：“为了有利于对苏作战，以及为准备作战所需要的各种平时工作，并以巩固满洲国的国防以便于加强统治为目的，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了内蒙的亲日满地区，内蒙应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脱离中央而独立。”＇〔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92页。＇

同时，还就控制内蒙地区的军事、文化、交通和经济等各领域作了细致的规定。军事方面强调组建由日本军官作指导官的仆从军，文化方面要借助宗教与教育力量，进行奴化教育，交通方面要以军事为目标全面规划，“以利于关东军将来的工作”，经济上则特别强调要由伪满洲国加以指导，展开物物交换贸易，但尽量“使之养成使用满洲国货币的习惯”。＇〔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93～496页。＇

日军在内蒙推行的分离政策与以河北为中心的分离华北工作，其基本着眼点都是要使这些地区与南京中央政府脱钩，都要成为日本的卫星国、仆从国。对于内蒙更要求其对日军和伪满洲国具有最大限度的依附性，并要担负日军对付苏联和外蒙古的战略任务。

1936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又对上述要领进行了修订补充，进而制订更为具体的《对蒙（西北）施策要领》，规定其方针仍是：“关东军基于帝国陆军的形势判断对策为作好对苏作战准备，应当采取必要的对外蒙古的怀柔措施以及促进其反苏分离的气氛，同时为了有助于对华工作的进展，且巩固满洲的统治和国防基础的目的，要从实质上强化德王统制下的内蒙古军政府，同时使其势力逐渐向中国西部地方扩大，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最终要使内蒙同中央分离而独立”，同时确定，其施策的重点地区目前仍是绥远，其后将向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扩大”。＇〔日〕《现代史资料》8，第540页。＇

对此，陆军省为通盘考虑对华战略、兼顾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实施，遂制定《对内蒙施策实施要领》，对关东军制定的计划略加调整，将绥远南部及宁夏方面划归中国驻屯军担任。该月13日，陆军省的《第一次华北处理要纲》曾提出“内蒙工作其范围应大致限定在长城线以北，且暂不波及东部绥远四蒙旗的地域”，＇〔日〕《现代史资料》8，第350页。＇　力图突出分离华北的中心地位。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六章　日本加紧蚕食华北、内蒙，中华民族危机加深

第二节　日本对华北主权的逐步攫取

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活动，在1933年“榆关战役”之后逐渐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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