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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用现在的条件来套过去的事情。

有了以上的基础，就要知道小说里边的很多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了，写这本小说的原因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当时中国的特工曾经创造过那些奇迹，大家不要以为当时中国落后得一点能力都没有，只要想一想，如果鬼子那么厉害，中国连还手的能力都没有，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亡国？答案很简单。

卢沟桥事变中的日本橡皮人

很多人对于这个小说中描写的关于当年日本兵的行为感到不理解，觉得日本特务都十分狡猾，不可能这样轻易就欺骗过去，我觉得，这是受了现在的影视作品和小说的影响，完全不了解当年中日双方的真实情况，只是根据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水平，从主观上想象当时的人的行为方式。

真实的情况是，当时中日双方对于那场战争都是没有准备的，都是没有经验的，都做出了一些十分幼稚的事情，而在军事和经济上，都没有充分的准备，只是到了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才开始正视现实，从最坏的可能上进行打算，进行全面的、小心的计划和安排。

长篇报告文学《人证，再现1937年29军真实历史》，是一个亲身经历了那场战争的老兵的加快，现在节选一些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段落供大家参考。

……

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的北平和29军官兵

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以后，逐步向华北蚕食鲸吞，政治事件、军事冲突不断发生。1935年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了伪“冀共防共自治政府”，日军在通县驻有重兵，就在肘腋之下，给防守在平津地区的第29军以较大的威胁。当时，居住在北平的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一个个地陆续南迁；有些工厂、商店被迫停业或减员，失业者越来越多。大街上，胡同口，电杆上，到处贴了一些“吉房招租”的红条子。日本浪人和朝鲜浪人趁机强行租房，搬进去以后，不是卖大烟就是招众聚赌，不但不付房租，昼夜还不许关门，房东们都叫苦不迭。

在北平的日本驻屯军，经常制造事端，为进一步侵华制造借口。他们派出便衣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北平市公安局门口大便，到北平警备司令部门口打鸟。两机关的警卫人员和过路群众，人人怒目而视，义愤填膺。但是南京政府一再强调要睦邻友好，忍辱退让，大家只好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

从1936年夏季开始，日军就在北平城郊搞军事演习。他们的步、骑、炮、工、通以及坦克、装甲兵等各兵种，从通县出发，要经过北平市向演习地点开进。日军穿城而过，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市民对此无不愤慨至极。一个主权国家竟容忍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对这个文化古城的践踏，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1937年5月以后，北平附近的日军频繁调动，迹象越来越明显地表明，日军要搞军事行动，社会舆论也呼吁北方当局要做好应变准备。当时我在冀察绥靖公署军务处当中尉科员，冀察绥署是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的最高军事机关，干部来自第29军和东北军两部分。当时大家一上班就议论抗日问题，许多人认识到日本早有亡我之心，对日本人侵略罪行愤慨万分，并表示决不当亡国奴！

我是河北省盐山县人，距第29军军长宋哲元故乡（山东乐陵县）只有三十多华里。第29军军部里有许多我的同乡，有时我到南苑军部去看望他们，每次都遇到他们在议论中日战争的前途。青年军官们绝大部分都是速胜论者，他们说：“日本的常备军只有几十万，我国的军队有两百多万，尽管他们的军队素质好，装备好，但作战经验不够。我国的军队在内战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又是在国内打仗，天时、地利、人和，皆对我军有利。日军劳师远侵，补给困难，语言不通，情报不灵，困难重重，用不了一两年时间就会被拖垮。他们还谈道：中国这么大，把日本全部军队都摆到中国来，一个县能有几个日军？日军占领的地方越多，他们背的包袱就越重，迟早会被收拾掉。听到这些议论，我也觉得有道理，认为中日战争迟早要打起来，早打比晚打强。

冀察绥靖公署是1936年2月成立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兼任主任，他平时很少到绥署办公，日常行政工作委托给总参议石敬亭和参谋长傅占魁主持。卢沟桥事变前，宋哲元到绥署召集全体干部讲了两次话。宋讲话的目的是表明态度，安定人心。他说，最近一个时期，日军一再闹事，时局显得紧张，我希望大家沉住气。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共有多少人，咱们清清楚楚，日军就是那么几千人，今天往这里调动，明天往那里移防，都是虚张声势，制造假象来迷惑我们。我天天派人监视着他们，不管往哪里调动，还都是原来那几千人。宋哲元说，听说大家受不了日军的窝囊气，急于要打，这种心情我理解。关于打不打的问题，要有中央的指示，中央没有明确指示，我们一个军打起来，中央不接济我们，怎么办？如果是那样，我们在前面打，后面断了供应，我们这个军将处于危险境地，大家考虑过这些问题没有？宋哲元还说，打起仗来，我们这个军毫不含糊，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有大刀，在喜峰口等地我们是较量过的，两军杀到一块去，飞机、坦克就不如大刀顶用。今后局势不论怎样变化，我宋哲元决不当汉奸，决不卖国！听了宋的讲话，大家有了一个底，但仍有相当多的青年干部有急躁情绪。这些干部的指导思想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人这样疯狂，先和他们干一仗，也许他们会老实一些。由此可以看出许多青年军官强烈的抗日爱国之心。

进入6月份以后，日军几次在北平城郊演习，第29军就和他们在同一个时间演习。值得一提的是，日军在哪个地方演习，第29军就在日军演习地点的两侧演习。我们一些同事把这种演习叫做夹肉烧饼式的演习。就是说，不论日军在哪里演习，第29军都要把他们包起来，要演习就演习，要打就打。

绥靖公署位于北平铁狮子胡同一号，是北洋政府海军部的旧址。6月份绥署各大楼的房顶都涂了保护色，军务处第一科是军械科，积极筹备弹药。绥署及第29军的随军家属，都限期迁回了原籍，绥署的干部也都停止了事假，并加强了值班。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

第29军已撤退，日军马上要进城，我们这“一家七口”，除去我叔父有行医执照以外，我们这六个大小伙子算干啥的？首要的问题是更改户口。原来是集体户口的，要改成分户户口，原来是军人身份的，要改成其他行业。我们便到警察局去求情。到警察局一打听，不仅仅是我们，所有滞留在北平的第29军的官兵，一律按各自的具体情况被改变了户口。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以非常感激的心情，向警察局表示谢意。据我所知，在绥署八个处一千多人中，宋哲元只带走了参谋长宋梅村、作战科长卢凤策。更改户口是在第29军撤走以后，日军未入城以前这个间隙里进行的，时间短，工作量大，警察局本身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亟待解决，就在这种紧迫时刻，把成千上万的第29军人员户口改变了，这是个了不起的行动。还有，我在北平困处了一个多月，没有听说哪一家房东告密揭发第29军人员的。

日军侵占北平以后，在大街上经常行驶着一些军用汽车，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日军和军用物资。有一次我们看到汽车上摔下来一个日本兵，心里很高兴，摔死一个少一个。哪知摔下来的“日本兵”很有弹性，掉到地上会弹跳，我们才明白车上拉的都是橡皮人。有一次我看到汽车上摔下来几个弹药箱，箱子摔坏了，里面装的全是石子。从这两件怪事分析，战争开始的时候，日军的兵力确实不多，为了虚张声势，吓唬中国人，他们才这样变戏法。由于日军的军用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碰伤人、轧死人的事件不断发生，行人横过马路都视为畏途。

逃出虎口

8月的一天，平津第一次通车，火车进北平车站的时间，正好是上午9时18分，这是日本人精心安排的。1931年日军在东北搞了一个“918”，这一次平津通车，他们又安排在9点18分进站，其用意是不言自明的。

9月上旬，我和苏绍游、李胥五、韩树声四人同去天津。我们打扮成商人，各带一条棉被，我戴着巴拿马草帽，身着深蓝色杭纺长衫，化装成典型的绸缎庄“　跑外水的”。一登上火车，旅客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讲话，奇怪的是连小孩子们都不哭不闹，好像他们都已经懂事，知道自己的长辈处于什么样的境地。火车开动以后，日军开始检查，有两个日本兵持枪站在两个车厢门口，监视着旅客们的行动，另两个着手检查。检查的重点，一是学生，二是军人，学生宣传抗日，第29　军打过他们，日军对这两种人恨之入骨。

检查我的时候，先摘下草帽，看看头顶和面部有无分界线（军人常戴帽子，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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