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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外经委“宴会事件”后的那段时间，有一个周末，王石去友谊剧院听广州乐团演奏的《梁祝》协奏曲。在听完曲目后，出于对这首曲子的喜爱，性格里的冲动、张扬，驱使着王石跑到了后台去向演奏曲子的那位小提琴手祝贺。那位小提琴手，就是香港的小提琴演奏家刘元生。也正是王石此次的冲动和张扬，为他和刘元生后来的人生增添了许多值得夸耀的故事。

刘元生是香港商人，比王石稍长。他本人亦经商，但从小学习小提琴，并到过伦敦深造。凭着个人禀赋，经商之余的刘元生竟成了当时的香港交响乐团兼职的首席小提琴手。刘元生这种过奇的人生经历，遇到了王石的冲动和张扬，竟也铸就了两人随后的人生盟约。

如王石在做录像机生意时，就是刘元生的香港仁达国际有限公司供应的日本货源；而当刘元生得知万科要进行股份化改造时，就经常向王石介绍香港公司的运作方式，主动帮助王石收集香港上市公司的章程和年报。

到了1988年，当股份制改造后的万科开始面向社会发行2800万股面值一元的股票时，由于出师不利，刘元生再次将自己的眼光和胆识送给了王石，也解了万科的及时之围。当时的中国大陆，股票还只是一种新生事物，人们的反应更多的表现为怀疑和不信任。所以，今天看来万科当时甚小的2800万元融资规模，依然被市场“冷处理”了。在别无他途的时候，万科的创建人王石给刘元生打了个求救电话。没有什么犹豫，刘元生当即吃下了360万股，随即成为万科公司上市后的大股东之一。

后来，刘元生面对媒体曾回忆过他和王石相识的情景。他说：“那几年，王石经常来香港，但和其他内地人不一样，他从来不要求去观光，而是要我带他去逛书店，买了很多企业管理和财务方面的书。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是个有抱负的人。”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刘元生竟也如同曾昭科一样，十分肯定地对王石说出了“你能成事”这句话。

智者与智者的碰撞岂止是火花。

而相互欣赏的两个人做出的决定，则往往能产生“1＋1》2”的效果。刘元生和王石的相互欣赏，就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种放大效应的合理性。

自1991年起，万科上市后的18年中，很多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由于经不起股价颠簸撤离了。其中有一家大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万科股票跌破发行价时，还把手里的几百万股票硬生生卖回给了万科，并一度认为是扔掉了烫手的山芋。与这些做法相反，刘元生则一直坚定地持有万科，并在万科股价低迷时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使自己对万科的累计投资达到了400余万港元。

躁动的年代（5）

刘元生的一系列逆行之举，不仅成就了自己和万科，更启示了他人。

这里可以看一组数据：至2007年中国股市跑牛期间，万科财报显示，个人投资者刘元生持万科A　万股，位列万科A第三大股东。此时刘元生所持有的万科股票市值已经超过了27亿元，其18年的投资收益增长了500倍。

一位私募基金经理对此曾评价说：刘元生这样的股民确实少见，他才是最大的赢家。他的财富故事，是中国股市的一个缩影。

当时更有媒体惊呼，刘元生的这一投资增幅远超过股神巴菲特创造的投资增幅。后者虽然持有《华盛顿邮报》股票30年，股票价值增长了128倍，但与刘元生投资万科相比，还只能说是相形见绌了。

4．转折——猛增的肾上腺素

社会虽然是个有机体，但“秩序”却是这个机体最核心的要求之一。如同我们人人都明白，所有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但却没有一个人是绝对自由的。

“宴会事件”就让王石切身地领悟了政府机关内部“秩序”的重要性。如果说他随后发生了“10％：90％”的某种转变，那也只是他为了迎合这种秩序而不得已的意识性转变罢了，尽管他心底里有十分的不愿意。

此时的王石多了些沉默，少了些张扬。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王石似乎成了广州城里愿意享受悠闲生活的少数人之一。也正是在这期间，王石喜欢上了周末去广州友谊剧院看话剧和听音乐会。随后也便有了上文所说的王石与其人生重要伙伴之一的刘元生奇遇。

只是，沉默而悠闲的生活对于流着野性血液的人来说，简直形同于慢性自杀。更何况此时的王时已迈入而立之年，强烈的个人责任感和寻求内心出路的紧迫感，驱使着他内心深处的某种欲望在跳动。

机会不要太多，只要抓住就好！

1983年春节，王石在深圳结识的一个旧友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又一次挑起了他那好奇的心思。此人是王石第一次到深圳施工时结识的。夫妇俩利用春节期间来广州探望岳父母，两人不仅携带了那个年代还不常见的多种礼物，而且自身与从前也判若两人。

朋友夫妇俩人的巨大变化，令王石对深圳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产生了绕不过去的好奇。

原来，深圳正在以“深圳的速度”进行着开发。“整个深圳成了大工地，罗湖区的两座山头都被铲平了。”最让王石感兴趣的，是旧友关于驻扎在皇岗村附近的一支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描述：“突然大部队开进，吃住、水电供应都是问题；村里腾出的土地很有限，施工机械堆放不下，我找到卢胜海团长，一个很爽快的北方人协调。看到住在简陋的工棚中的战士没有蔬菜，我亲自到香港采购去慰问。施工机械很快运到了工地施工……”

其实，早在1979年夏季，距离广州130公里的深圳西部的蛇口就已在香港招商局的主持下投入了大规模开发。特别是它的开拓者袁庚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使人们原本被压抑的创造激情瞬间释放出来，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精英。于是，仿佛一夜之间，深圳就成为一个被世界瞩目的建筑大工地。仅仅一年多后，一个生气勃勃、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的现代化海滨新城就呈现在了人们眼前。用王石后来的话说就是“一切简直快得像神话”。

也许因为有了这种首创，所以才有了后来国人们常提到的“蛇口模式”。

所谓的“蛇口模式”，主要包含了如下内容：工业区机构精简，减少层次，因事设人，不搞上下对口；实行严格的经理负责制，企业定岗位、定成本、定利润；干部不划级别，被招聘者原职位只能存档，根据需要和能力重新聘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各级干部每年接受一次群众信任投票，票数不够者，自然淘汰；允许员工和人才合理流动，工厂可以解雇工人，工人也可以辞职；等等。

尽管这些内容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实无什么新意，但如同王石后来所说，对于30年前的人们来说，“蛇口模式”的内容是石破天惊的。

旧友的描述让有着从军经历的王石，又重新找回了他那倔强的个人英雄主义。不甘于平庸、尽个人之力奋斗拼搏的野心，也使他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深圳特区施展个人的才干，实现个人的抱负。

说走就走。1983年5月7日，王石乘广深铁路来到了深圳。是年，王石33岁。

再次进入深圳的王石，完全没有了第一次“想跑”的感觉。他在自己的传记中是这样描述第二次踏上深圳土地感觉的：“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涌了出来，手心汗津津的，肾上腺素猛增。”

来深圳之前，王石基本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①谋求发展。

王石后来对此有过解释：这是一家特别的企业，其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在初期的引资中，许多项目都是管委会负责谈判并签合同具体实施。另一方面，这个公司在当时还行使着特区政府的一般职能。特区政府正式成立，管委会撤销后，其原班人马组建成了特发公司，但继续行使着政府审批进出口业务的权利。

其是，当时特发掌管的进出口审批红色章印上有个（2）字，当时有人就简称其为“政府（2）号章”，以区别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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