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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部分（第1页）

经有专职的“掌茶（荼）官”了。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更记着这样的事情：周武王灭商，巴蜀的土著部落将“丹漆茶（荼）蜜”与其他一些土特产品，敬献给武王，以表达自己的敬爱之心。由此推算，炎黄子孙日常采茶、饮茶，怎么着也是夏、商乃至更早以前的事情。要不然，周初也就没有那样的规格模式了。

自两汉时起，有关茶的记载就日渐多了。司马相如的《凡将篇》，说晚茶可以入药；汉宣帝时的王褒，写过一篇《童约》，已经说到“武阳买茶（荼）”、“烹茶（荼）尽具”的话。西晋杜育的《荈赋》，就是全写初秋采茶品茗的专赋；南朝刘宋诗人鲍照的妹妹鲍令晖，也写过专门的《香茗赋》。茶，已经渐渐融入文人雅士、官宦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了。隋唐之后，饮茶更由时尚，转而成了人们须臾不可缺少的事情。正是这种需要，为第一本茶叶专著的出现，提供了丰厚的土壤，陆羽的《茶经》终于应运而生。陆羽也因为这本《茶经》，而成了中国及全世界的茶圣。

皇权的统治，是无孔不入的。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会有利可图；而哪里有利可图，皇家的税收就会闻风而至。千百年视而不见的酣梦，到唐德宗终于幡然醒悟，开始征收茶叶税了。一开始还有些羞首纳面，刚下了收税诏，唐德宗又叫罢了，可不久到底还是开征了。到唐穆宗、唐武宗，不仅征税，更开始榷茶了：和盐一样，茶也开始由国家专卖了。

大宋立国，继承中、晚唐与五代的风范，也实行严厉的榷茶制度。但对于大宋，榷茶却始终是一场噩梦。

大宋在淮南设了十三个山场，在江北设了六个榷货务——分别设在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与蕲口等六个地方，外加京城的一个总榷货务。十三个山场，除了管理茶叶买卖，还兼管淮南地区园户——种茶、制茶人家——的茶叶生产。六个榷货务，则专管茶叶的发卖与运输。京城的榷货务，统管全国茶叶的买卖运输。江南各路也有山场，但与淮南十三场不同，它们只管向茶园户买茶，买过之后再运到相应的榷货务去，所以又叫“买茶场”。

与农户一样，茶园户也有税赋。不同的只是，他们的税赋得折合成茶叶交纳。交过税赋的茶叶不准私卖，要全部卖给山场。山场除了压价收买，还要加耗，通常一百斤要加二十到三十五斤。不为别的，因为官家运输、储存、买卖过程中会有损耗。这已经是两层盘剥，但还不够。朝廷的茶钱是预先付的，先拿了钱当然得付利息。茶园户卖茶的时候，要连本带利全都折合成茶叶一下付清。而这利息钱，至少总要十分取二。经过这三道盘剥，茶园户再精，也只有喘气的份儿了。

商人买茶，得经过山场或榷货务，不得向茶园户私买。朝廷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专赚这差价钱，叫做“息钱”或“净利钱”。此外，任何人要买茶，不管天南地北，得上京城的总榷货务去交钱。总榷货务得了钱，根据商人自己的要求，开出茶引——兼作提货单的证明文引，让商人自己带着到相应的榷货务或山场去提货。这样，朝廷就将所有的卖茶收入，全部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了。自然，又是一个强本弱枝的好办法。商人提了货，就可以四下贩运了。

这种榷卖制度，利弊一眼就可以看得清清爽爽：总是茶园户吃亏，小商人吃亏，朝廷与大商人得利。大商人之所以得利，是因为朝廷专卖，实际上也就是大商人专卖。表面看来，人人机会均等，只要你有钱，谁都可以来上一手。可天南海北要到京城去交钱，再天南海北到产茶地去领茶、运茶，不是特有钱有势的大商人，谁能玩得转！而所有的弊病，也都是打这儿生出来的。

为了从朝廷与大商人手里分一点儿残羹剩饭，茶园户与小商小贩只有背着官府私下买卖。要私下买卖，按质论价，没有好茶是不行的。那么，整个榷卖市场，自然会被这私买私卖搅得一塌糊涂。朝廷要维护榷卖的利益、维护大商人的利益，自然只有加大打击私买私卖的力度。于是，猫捉老鼠的惨剧，也就只能愈演愈烈了。私买私卖的一方，有时被逼急了，往往不得不来一出武装贩私的闹剧。而朝廷对于他们，自然也还是老办法：杀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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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十七回（2）

如果光是这样，虽然冲突激烈，倒也还能勉强循环运转。到边疆吃紧，战事蜂起，“入中”的怪物一出现，连想这样玩也没法儿玩了。

士兵打仗守边，先要吃喝拉撒。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粮草哪儿来呢？平常的储备，只能供正常使用，紧急情况就无法应付了。先是与契丹人，后是与西夏人，都闹得不可开交，原先有些储备，也早瓢光碗光了。没有办法，只好鼓励全国子民，无论官宦百姓，将粮草运往陕西、河北一线，就是所谓“入中”了。这做买卖，从来谁急谁吃亏，就是朝廷与子民做生意，也同样如此。边防粮草既要得多、要得急，只好提价以求。加上有些边官，为了多得早得粮草，更以高价吸引卖者，有的则又与卖的人互相勾结，有意抬价，那粮草的价钱，竟像天风一样飙升了。较之市价，一斗粮要加六十五钱，马料一斗要加四十五钱，偏远军州一斗粟甚至有加到一千钱的。要知道，一千钱差不多可以买一亩肥田了！有这样的好事，只要自己有，谁不愿意将粮草往边塞上送！可他们忘了一样，边塞上收到粮草并没有现钱交割，只能开出一种有价证券——交引，他们得拿着这种有价的白纸条到京城去兑现。既非现钱交易，再多的甜头也只能是虚的了。

边塞州军开了那么多虚估价格的交引，京城哪来那么多现钱兑现呢？给过一段时间的现钱之后，朝廷便以实物代替了。先是以盐，盐被榷卖，就改成了茶。再后来，除茶，又加了东南缗钱及香药、犀牛角、象牙等贵重药材。“入中”粮草的除了商人，还有各地的士民官宦之家，他们要那只能兑现茶叶、药材的交引有什么用呢？不管怎样，兑了现钱才是实惠。他们往往就将手中的交引，就近卖给当地的商人了。茶叶不是榷卖吗？商人这头，也只有少数入了茶行、得到官家允许的茶商，才能买卖茶叶。那么，一般商人即使买了交引，也没用处，还得卖。于是，京城便有了专门做交引生意的“交引铺”了。这些交引铺，隶属京城榷货务。就像百货商人买卖百货一样，交引成了他们合法买卖的“货物”，多少有点儿类似现在的有价证券买卖。他们要是不做茶叶生意，买进来的交引还会转卖给茶商，由他们拿着去产地榷货务或山场提茶买卖。开店就是为了赚钱，总是低买贵卖。反反复复一倒手，就有了三种后果。一是，“入中”粮草的人家，因为交引被商人压价，无利可图，再不愿“入中”粮草了，边塞依旧打起了饥荒。二是，交引一贱，茶价自然要跟着下跌，而买卖茶叶的利润，更叫大商人垄断了：不是大商人，也没那么多钱买下大宗的交引呵！第三最严重，因为交引的价钱，都是“入中”时往高里估的虚价，要拿茶叶充数，哪儿来那么多茶叶呢？要是真将交引全部兑现，不仅当年产的茶叶不够数，就是往后好几年的茶叶全集中起来，也不够一年用的。

这又是一个怪圈：交引越贱，为吸引人“入中”，越要往多里开，越需要更多的茶叶。朝廷要想玩得转，只能始终饮鸩止渴。自然，也有那聪明人看出了问题，也出了点子：请求将“入中”粮草与茶叶买卖完全分开，而且全都以现金交易。“入中”的粮草，在京中或当地支给现钱；商人买茶，也照过去那样，到榷货务交现钱，再领茶引去拿茶。点子不错，朝廷也还真实行过一段时间。吃着正痛快的肥肉突然没了，大商人当然不愿意。他们一不愿，朝廷里替他们说话的也就张口了，说是国家没那么多现钱交纳，失利也多。那怎么办呢？只好又改回来了，依旧饮鸩解渴！折腾来，折腾去，大宋立国几十年，茶法前前后后就变化了十多次。

江南东西两路，共有十州五军是重点产茶区，东路占了一大半，共六州、两军。东路所辖的一府、七州、两军，除了江宁府、太平州，其他宣、歙、江、池、饶、信等六州及广德、南康两军，全都盛产茶叶。既是茶叶主产区，茶政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江南东路当然都要首当其冲。而身为一路提点刑狱官，最头痛的事，也就不能不是茶政了。别的不说，监狱有人满之患，关的绝大多数都是买卖私茶的犯人，身为提点刑狱官，能不头痛吗？

安石喊来刘成、氓儿：“走，咱们出去走走。”

氓儿问：“老爷要上哪儿？”

安石道：“随便走走，找一家茶坊坐坐。”

饶州州治与鄱阳县治，都在鄱阳城里。既是产茶区，茶坊几乎到处都有。十字街偏西的一家，门脸虽不大，名字却起得不俗，叫做“芳冠茶舍”。安石是无书不读的人，知道是从西晋张孟阳的《登成都楼》诗“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化来的，喜欢它用得不露痕迹，便对氓儿、刘成道：“就这家好，咱们就在这一家。”

进去一看，开间虽然不大，却敞亮雅致，除了茶座清洁，四墙上的字画尤其叫人舒心。正面神龛里，供着一尊瓷塑陆羽神像。这倒不叫奇。陆羽是茶圣，做茶叶生意的人家，都要供的。神像上方的一幅横幅，行书写的是唐诗人卢仝的《谢孟谏议寄新茶》，就不能不叫安石拍案叫绝了。诗中的“七碗”名句写道：

一碗唯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肤清，六碗通仙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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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十七回（3）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几乎将饮茶的妙处包揽殆尽，安石一向认它是茶诗的绝唱。茶坊能将它高悬店中，如何能不让他叫绝叹赏！

接下来，除了几幅与茶事有关的水墨金碧立轴，四壁也全都是茶诗。安石喜欢的几乎都有。杜育的《　赋》、李白的“仙人掌茶”诗，当然是有的了。皎然的是“饮茶歌”与《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后一首诗，标志着世风的转换，也颇清新可喜。只有四句：

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