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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是人老珠黄了，人们很难把她与花匠嘴里的倾国倾城联系起来，阿珍每天拎着一只尼龙袋在石库门里进出，脸上总是像挂了一层霜，假如孩子们在院子里相互追逐与她擦身而过，阿珍便怒气冲冲地朝他们翻个白眼，说，去充军啊？邻居们便想，毕竟做惯了寡妇，脾气果然不好，又想，花匠也真是滑稽，挑了多少年的女人，最后挑了个阿珍。那年春天花匠是快乐的，花匠新插的几盆月季都早早地开了花，放在窗台上，一盆比一盆艳丽。花匠在早晨的阳光下给花浇水，他脸上的喜悦与所有新婚的男人如出一辙。但是阿珍却不快乐，民丰里的妇女们都看出来了，她们说脾气再坏的女人也不会像她那样，好像别人都欠了她的债。有一天人们看见阿珍端着一碗粥跑到门口，怒气冲冲地喝了一口，突然回过头朝花匠尖叫了一声，又放糖了，告诉你别在粥里放糖，我不是六小姐，我讨厌在粥里放糖，你不长耳朵吗？果然不出所料，阿珍的不快乐，也与六小姐有关。阿珍有一天抓着一只银耳挖子到桃子家诉苦，你看看这种东西，他说是给六小姐留着的，他天天要来给我挖耳朵，阿珍怨恨交加地向桃子的母亲挥着银耳挖子说，我又不是六小姐，我耳朵里干干净净的，谁要他来挖？桃子的母亲忍着笑说，他来给你挖耳朵有什么不好？挖耳朵很舒服的，那是他对你好。阿珍几乎叫喊着说，不是对我好，是对六小姐好！他每天还要来给我捶腿敲背，一副下贱的奴才样，恶心死啦，我又不是六小姐，我不要做她的替身。桃子的母亲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劝阿珍说，你也别太计较了，半路夫妻，他对你好就行了。阿珍稍稍平静下来，自己拿银耳挖子在耳朵里掏了一下，突然冷笑一声说，对我好？这种好法我受不了。桃子的母亲预感到花匠与阿珍的夫妻做不长，果然就做不长，春天刚刚过去，民丰里那棵梧桐树的叶子刚刚绿透，阿珍就拎着一口皮箱离开了民丰里。人们记得阿珍临走时砸碎了花匠窗台上的三盆月季，砰，砰，砰，沉闷的三声巨响使民丰里的邻居们吓了一跳，他们纷纷把头探出窗外，看见阿珍正拍着手上的泥土，阿珍对着三盆月季的残骸说，砸死你，砸死你这个反动军阀六小姐。

花匠追出门外朝阿珍喊，走就走了，你怎么砸我的花？花匠这么喊着声音突然嘶哑了，他开始是想追阿珍的，追了几步又退回去，退回去抱起他的花。人们看见花匠抱着那株露出根须的白色月季，脸上已经老泪纵横。后来有人站在一旁，充满怜悯之意地看花匠为花换盆，问，换了盆能活吗？花匠说，能活，这盆白月季不容易死的。又有人过来开门见山地问花匠，阿珍跟你离婚了？离了。花匠凄然一笑，用手拍了拍盆里的土说，她不像，是我看错人了，她其实一点也不像。这些年花匠老了，头发花白，腰背也驼了。即使花匠不老民丰里的人们大概也不会去管他的闲事了，从花匠那里人们得出某种新鲜的结论，有的人的闲事别人是管不了的，管了也是越管越糟。但是民丰里的人们不会丧失乐于助人的天性，所以去年花匠突然向邻居提出要借一辆板车时，桃子的母亲一口答应，当天就去菜场把板车拖回了民丰里。她把板车交到花匠手里，随口问了一句，你要板车拖什么？花匠的苍老的脸上又露出了少年般的腼腆，他轻声说，拖一个人。桃子的母亲追问道，拖谁？花匠低下头搓他的手，搓了一会儿说，是六小姐回来了，她男人死了，她病得很厉害。花匠的喉咙里咯地响了一声，像呻吟也像哽咽，他说，不瞒你，她也快死了。桃子的母亲惊呆在板车旁，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现在把她拖回家干什么呢？人都快死了，拖回家干什么呢？花匠在板车上拾起一片菜叶扔掉，他说，不干什么，把六小姐拖回来，让她看一眼我的月季花，你不知道，她最喜欢白色月季花了。消息惊动了整个民丰里，那个黄昏当然是二十年后的黄昏，民丰里的人们汇集在大门洞两侧，等待传说中美丽而神秘的六小姐重访旧地。他们看见花匠拖着板车慢慢地过来，挤进狭窄的门洞，他们伸长脖子瞪大眼睛看板车上躺着的人，看清楚了，六小姐竟然是一个面若黄纸奄奄一息的老妇人，六小姐进门的时候眼睛朝左侧一瞥，左侧都是孩子，那目光充满了温柔和慈祥，又朝右侧一扫，右侧多为妇女，那目光却依然是矜持和高傲。夜里有人趴在花匠家的窗台上朝里面窥望，看见屋里彻夜亮着灯，除了灯还点着许多蜡烛，六小姐就躺在一块床板上，她的枕边放着那盆白色的月季花。他们看见花匠坐在旁边，垂着头一动不动地坐着，都以为他睡着了，但花匠突然站起来抓住六小姐的脚敲了几下，笃，笃，花匠的动作非常轻柔而娴熟，这时候窗外的人忍不住失声叫了起来，她已经咽气了，花匠还在给她敲脚！

事情确实如此，花匠把六小姐拖回家的那天夜里六小姐就死了。民丰里的人们很难确定花匠和六小姐的关系，他们最终是否算是做了一回夫妻？但他们第二天都往花匠家送了花圈或线绨被面的幛子，不管怎么说，那是民丰里的人们最尊崇的风俗。

肉联厂的春天

人们把金桥所在的工厂称作屠宰厂，那是出于某种懒惰的因循守旧的语言习惯。当我在这里讲述金桥的故事时，我首先想替他澄清一个事实，金桥不在屠宰厂工作，金桥是东风肉联厂屠宰车间的工人。金桥确实与杀猪这门职业有关，但天天与生猪打交道并不证明他就是个杀猪的，况且金桥从走进肉联厂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盘算怎样离开这个油腻的令人反胃的地方。春天的太阳照耀在肉联厂的红色厂房和露天清洗槽上。这是生猪的丰收季节，从厂房的各个窗口传来机器切割猪肉的欢快的声音，冷库的女工们穿着臃肿的棉袄从金桥身后突然冒出来，她们倚靠在清洗槽上扯下口罩，一些粗俗的脏话纷乱地倾泻在金桥的耳朵里。女工们在咒骂一个人：猪头、下水、尿泡，她们在用一种职业术语咒骂一个人。金桥觉得很有趣，他不知道那些女工在骂谁，反正不会是骂他。金桥放下手里的刷子，关上水龙头，停止了刚洗衣服上那块污渍的动作，他回过头朝女工们笑了笑，他说，你们在骂谁？谁？除了那只猪头还会骂谁？一个女工挥着手里的口罩说，她的声调起初是忿然的，但当她发现金桥是个陌生人时，身体便很消极地往后扭过去，重新半倚半坐在清洗槽上，你是新工人？她审视着金桥，突然噗哧笑了一下，她说，你拿着刷子刷什么？刷工作服？工作服有什么可刷的？今天干净了明天还会脏，你这么爱干净就不该到肉联厂来。胸口弄上了一滩猪血，没想到猪血那么难洗，怎么刷也刷不干净。金桥说。你不会是奸细吧？那个女工说，你不会去向他告密吧？我向谁告密？金桥反问了一句。

猪头呀。女工这时近似卖弄风情地朝金桥挤了挤眼睛，然后她说，你要是敢告密，我们就把你拖到冰库里，跟生猪冻在一起。金桥愣了一下，他刚想问什么，清洗槽边的女工们突然鸦雀无声，她们的目光一齐投向屠宰车间与浴室之间的路口，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拖着一只袋子从那儿走过来。女工们几乎齐声骂了一句，猪头，下水，尿泡，一边骂一边仓惶地散去。金桥望着她们的背影在冰库的棉帘后面消失，他觉得肉联厂的人们行为有点古怪。金桥拿起刷子在右胸前又刷了一下，他眼角的余光迎接着那个戴鸭舌帽的男人，金桥已经注意到那个男人面色红润眉目清癯，他拖着袋子走路仍然显出一种干练敏捷的作风，他就是猪头，金桥想为什么把他叫做猪头呢，在他从小生长的城北地带，人们习惯于将那种容貌丑陋或性格反常的人斥为猪头，那是一种污辱性的说法，而拖着袋子迎面走来的那个人看上去酷似一个以风度、口才和修养闻名于世的外交家，当他的瘦长的身影和身后的蛇皮袋越来越近，金桥几乎目瞪口呆，假如没有那只沾满污渍的蛇皮袋，假如他穿上深蓝色的中山装，再在中山装口袋里插上一枝钢笔，金桥真的相信他看见了那位已故外交家的亡灵。猪头？金桥想起冷库女工们恶毒的声音，她们竟然骂他是猪头，金桥的心里突然升起一种代人受过的歉意，他的脸也莫名其妙地红了起来。我在这里提醒关心金桥事件的人注意这个细节，当金桥与徐克祥在肉联厂的清洗槽边初次相遇时，金桥用刷子最后刷了一下他的被玷污的工作服，然后他迅速整了整头发、衣领和皮带，人像一棵无精打采的植物突然受到了雨水和阳光的刺激，笔直地站得一丝不苟，当然更重要的是金桥注视徐克祥的目光，除了不必要的窘迫和慌乱外，还有一种深深的拜谒偶像式的崇敬。

你是金桥？徐克祥一眼就认出了金桥，他放下那只蛇皮袋子，走上去跟金桥握手，第一天上班吧？徐克祥说，怎么样，还习惯吗？习惯，不，不是习惯，金桥有点语无伦次地端详着徐克祥，他说，眼镜，一副白框眼镜，你是不是也有一副白框眼镜？我不戴眼镜，我就是徐克祥，叫我老徐好了，徐克祥说，肉联厂上上下下都叫我老徐，别叫厂长，也别叫我书记，就叫老徐好了。

老徐，我，我觉得你很像一个人。

象个工人？嘿，我本来就是工人出身。徐克祥突然朗声大笑，他的表情也显得更加快乐，别人都这么说，像工人就好，要是我老徐哪天不像工人像干部了，徐克祥倏地收住笑容，右手往肩后一挥，说，那我老徐就官僚了，你们就别叫我老徐，叫我徐官僚好了。

金桥又一次被徐克祥的手势震惊了，右手往肩后一挥，那个已故外交家在加重语气时右手就是这样的，轻轻的却是果断地往肩后一挥，没有人能够轻易地摹仿这种手势，金桥盯着徐克祥的右手，他想现在那只右手该握紧了撑在腰上了，金桥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神奇的事实，他看见徐克祥的手慢慢地撑在腰上了。你怎么这样拘束？徐克祥一只撑着腰部，另一只手亲昵地在金桥肩上拍了一下，他说，千万不要怕我，金桥，你看你还不知道我是谁，我却能叫出你的名字了，我看了你的档案材料，一下子就全记住了，我做领导别的本领不强，就是记性好，什么都能记住。过目不忘，外交家都是这样的。金桥喃喃地说，太像了，你们简直太像了。徐克祥这时候的注意力重新投向了脚边的蛇皮袋，他的神情突然变得凝重了，两道剑眉拧结起来，金桥，来，我们把这袋东西送回冰库去，他抓着蛇皮袋的一角，叹了口气说，这样下去不行，一定要刹一刹这股歪风了。

什么歪风？袋子里装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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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头、猪下水还有别的，有人总是想挖肉联厂的墙角，他们把袋子偷偷拖到围墙边，扔出墙，外面有人接应，让我逮住好几回了。徐克祥说，猪头、猪下水难道就不是国家财产吗？怎么可以偷？这样下去不行，一定要刹一刹这股歪风。金桥帮着徐克祥抬起蛇皮袋朝冰库走，蛇皮袋上的油污和血渍再次弄脏了金桥洗干净的双手，从袋子里渗出的猪内脏的腥味使他感到反胃，金桥尽量克制住呕吐的欲望，他顺应着徐克祥的步法走到冰库门前，终于忍不住地丢下袋子，哇地一声吐出来了。你还没习惯肉联厂的环境，习惯了就不会吐了，习惯了就好了。徐克祥在后面说。

我受不了猪肉的腥味，金桥一边吐一边说，我以为这里是做罐头的，我搞错了。这么脏，到处是猪血，到处是腥臭，我不会在这里呆下去的。那你想去哪里工作？徐克祥在后面说。

哪里都比这里好。金桥从口袋里抓出那把刷子，又开始四处刷洗胸前和裤腿上新添的污渍，他的回答当然有点闪烁其词。他听见徐克祥在他身后发出一声冷笑，金桥猛地回过头来想看见他冷笑的模样，据说那位已故外交家与对手谈判时也常常突然发出一声冷笑，他的冷笑被誉作钢铁般的冷笑。但金桥看见的只是徐克祥的颀长的钢铁般的背影，徐克祥独自拖着那只袋子拉开了冷库的大门。

金桥站在冰库的大门前，冰库低于地面水平线，金桥现在可以更加全面地观察肉联厂，附近的一块稀疏的没有返青的草坪，土红色或者灰白水泥的厂房，厂房上空没有煤烟，天基本上是蓝色的，阳光也像是从电扇里均匀地吹出来的，吹到脸上都是春天的气息，只是生猪肉的腥味始终混杂在其中。金桥看见一朵云从更高的天空游弋而过，让他惊奇的是那朵云的形状就像一头小猪昏睡的形状。

从第一天起金桥就向许多人埋怨他的处境，他是个注重仪表风度的人，在报考外交学院三次失败后他做了委曲求全的准备，但是他没有准备天天与生猪打交道，假如不能走向联合国安理会椭圆形大厅的台阶，是不是就要他到肉联厂来向生猪们阐述他对世界和平的观点呢？金桥的语气悲凉而充满自嘲意味，他的朋友们注视着金桥嘴角上的一个水泡，他们等待着金桥对国际风云的预测，但金桥不再侃侃而谈，他说，猪，猪肉，猪肝，猪大肠，他妈的，我竟然天天和这些鬼东西在一起！有一个朋友大概想安慰金桥，他说：肉联厂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每人每月领三斤猪肉，一分钱不花。但那个朋友很快就知道，自己失言了，他看见金桥投来的目光令人心悸，阴郁、狂怒和悲伤，那是朋友们从未见过的金桥的目光。金桥的小阁楼上气氛沉闷，一群年青人零乱地坐在地铺上板凳上，他们一齐用怜悯的目光注视着金桥和他嘴角的水泡。临河的窗台上那只袖珍收音机仍然在播报新闻，有关非洲的饥荒，一个浑厚的客观的男中音告诉小城的人们，在遥远的沙漠地区，又有多少妇女和儿童死于干旱和饥饿。有人悄悄地把手伸到窗台上关掉收音机。别动。金桥猛地抬起头说，开着收音机，这是最新消息。朋友们陪着金桥听新闻，但他们的目光开始在狭小的阁楼上游移不定，临河的民居和草草隔砌的阁楼里总是显得幽暗沉闷的，尤其是在宾客们都沉默无语的时候。春天在金桥家的那次聚会，唯有板壁上的那些彩色和黑白的人像栩栩如生，他们都是阁楼的主人金桥崇拜的中外外交家，是他们的笑容、动态在小阁楼里挥散着仅有的一点活力。春天的那次聚会，朋友们记得金桥仍然穿着他钟爱的白色涤麻衬衫，衬衫领子下打了一条黑红条纹领带，他的装束也仍然与墙上的某一名外交家相仿。他们还记得金桥在长久的沉默后突然嗤地一笑，他指着墙上的一张人像说，肉联厂有一个人，跟这个老焦长得一模一样，你们想像不出他跟老焦有多么相像。老焦是金桥对那名外交家的昵称。照片上的老焦正在与人交谈，他的右手富有个性地向肩后一挥，手的周围因此留下一圈白花花的空白。朋友们对老焦一知半解，他们只是听金桥说那位潇洒睿智的外交家已经在多年前含冤离世了。金桥嘴角上的那个水泡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熟悉金桥的朋友们不会简单地把它归为气候干燥的原因，春季固然干燥，但金桥不会因为季节而气血不畅，那个损害了金桥仪表的水泡无疑与一种恶劣的心情有关。火车站的广场是眉君与金桥约会的地方。眉君坐在喷泉池边，与往常一样，她身边放着金桥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一只贵州苗族人编织的蜡染布包，眉君的两只红皮鞋互相弹击着，弹击声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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