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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然后出书，我们很堕落的思想是，看了我的书以后怕产生很激烈的冲突，怕产生很危险的思想。就让他去产生吧，你不要介入，你介入就很麻烦。我为了保全我的帽子，为了保全我的看法，这是我当时的“反革命策略”（笑）。

我经常告诉我们的编辑，最后的结论你不要下，我们只提供一个历史的背景，告诉你历史的经验。因为在中国编刊有一个好处，中国发展得比较慢，历史经验太多了。而且我发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做的事情都是各国做过的，很少有没有做过的。一直到现在，传统思想、国学等，尽管外国没有国学，没有这么严重，但是房地产，你去查外国的历史，都是外国做过的，还有城市改造、环境等问题，我们要吸取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出版界就是要提供一种氛围，提供一种材料。可以作结论的作结论，但是尽可能不要作结论。因为你要相信，别人比你聪明，读者比你聪明。我们做编辑的可以不怎么介入，要介入也不要介入。人生的乐趣也在于此，太介入就太烦恼了（大笑）。

沈昌文：谈情说爱当编辑（5）

李怀宇　　现在回过头来看，像五四时期《新青年》这样的杂志，它也是有一批作者提出有影响的思想，而且这些思想不是相同的，多元化的思想同时也带动了出版事业，所以才形成了繁荣的文化现象。在这个氛围里，你做的哪些书是值得回忆的？

沈昌文　　特别有一个类别，像《美国读本》。因为要了解美国经验，大家说了很多美国的东西，但是我后来发现很多人没有看过《独立宣言》。所以，我们专门编了《美国读本》。那么我现在喜欢讲的一个故事跟木子美有点关系。因为我很早就注意到了，性解放是思想解放的一个前奏，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许多革命前辈思想解放，他们的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婚姻不自由。这是我翻看三联书店编辑的许多革命前辈事迹的目录知道的，夏衍很早就翻译了《妇女与社会主义》这些书。所以我就比较关注这个事情，因此我做了一本很得意的书，就是《情爱论》，俄文的。我一看到这本俄文书就大为惊讶，因为我很早就想出这方面的书，但是找不到一个理由。这本书提出一个观点，正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才强调肉欲。如果性爱的问题上，只讲感情，就是唯心主义的，对不对？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排斥肉欲，我觉得这个观点新颖极了，并且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讲，我这里好通过。一出版几年就印了一百二十万啊。这本书是我觉得很高兴的。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又作了一些有关的书，蔼理士的《性心理学》，潘光旦的译本。潘先生我过去认识，他是上海人，跟我很谈得来。还有其他一些有关的书。所以木子美现象一出来，我当时就跟很多人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你是不是去做木子美是一回事，但是从思想情况来说，思想解放到一定程度，就要解放到这个层次。

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的，我讲一个列宁的例子。柯伦泰夫人是列宁培养出来的，十月革命以后的###长，当时不叫“###长”，提法是“教育人民委员”，她在性的问题上非常开放。她提出一个主义列宁非常反对，中文翻译为“杯水主义”。她认为，女性要解决性要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像喝一杯水那么简单。柯伦泰夫人年轻时候美貌过人，当年她高兴的时候情人是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他们两个人高兴了就去外地“喝一个礼拜的水”。回来以后，俄共中央委员会要处理，有人当时提出来要枪毙，报告给列宁，列宁说枪毙太轻，要给他们两个更重的处分，就是立即结婚（大笑）。所以这种问题，必须很好地处理。如果采取特别处理，就不好。因为当时俄国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偶然情况，人们思想解放，什么都可以解放。为什么说老爷们的东西是解放的，但是姑娘们的东西就不能解放呢？所以，必须进行讨论。我比较赞成李银河的意见。后来我就退休了，但是我在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出了不少书。

李怀宇　　在港台方面，罗孚先生当时介绍了一批香港的作家，像《你一定要看董桥》就非常有影响，后来又有作者介绍台湾的东西，这种东西当时你怎么看？

沈昌文　　开阔了眼界，主要是香港。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又跟台湾的关系比较密切了。原因也很简单，三联书店成立了，可是国内的出版界有分工，比如，文学出版社可以出文学书，中华书局可以出古典书，三联就没有分工。我当时就用了一句列宁的话，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面说：殖民地已经分割完了。那就逼着我非要跟其他出版社“打仗”，我也要抢着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抢，一方面要开辟新领域。这个新领域根据《读书》杂志的经验就是港台，于是我们就很成功。后来，我们就更成功了，我把我的副总经理董秀玉派到香港，做香港三联书店的经理。这样，我们就把蔡志忠漫画垄断了，全部由我们出版，并且将他的版税存到三联书店，用他的版税买了房子，给三联书店做职工宿舍。蔡先生觉得很好，也很支持我们。所以，三联书店内部叫我“卖蔡”的总经理，说我“卖蔡”起家。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缺乏过去的国学基础，我后来很奇怪，“蔡志忠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人通过蔡志忠来进行国学的启蒙。一方面我觉得高兴，一方面我也觉得很可悲。中国的读者啊！好多年轻人，跟他说起《论语》、《庄子》、《孙子兵法》，都是蔡志忠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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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谈情说爱当编辑（6）

李怀宇　　据说许多海外华人还让子女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金庸的武侠小说签给三联书店是怎么回事？

沈昌文　　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时是我联系，后来已经不是我当家了。金庸是罗孚先生介绍的，他们是好朋友。1989年，我到香港，老罗给我郑重介绍，金庸很重视我，谈了很多条件。可是那一年国内多事，我忙于这里的事情，也就搁置了金庸的事情。后来等我退下来，董秀玉主持工作的时候，又重新跟金庸提过去的事情。所以，金庸的收入不在我任内，我任内是“卖蔡”。

李怀宇　　蔡志忠与金庸两个人都研究佛学，不过金钱观不太一样，蔡把钱看得轻，金则看得重。

沈昌文　　那的确是。后来董秀玉出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才有金庸的武侠小说版权给了广州出版社。

1994年，沈昌文、吴彬、赵丽雅、陆灏协助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了《书趣文丛》，署名“总策划：脉望”。“《书趣文丛》的面世，确实在读书界引起一些波澜，一方面使‘书话’类图书走俏，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人们关于‘读书方式、方法、目的’的种种思考。同时，我们也经常听到询问：‘脉望是谁？’上面已经说过，它是几位爱书的人；但是知情者还是说，脉望的那双大眼睛颇有些像戴着一副大眼镜的沈昌文先生！”1996年的一天，在上海一间咖啡馆里，沈昌文、陆灏、陈子善和辽宁教育出版社老总俞晓群聚会。陈子善从书包中取出厚厚的几本旧杂志，那是40年代的老《万象》。老辈们都说它好看，时常怀念不已；小辈们也说它不得了，因为这其中有那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陈蝶衣、平襟亚、柯灵、傅雷、郑逸梅、张恨水、###吾、张爱玲。沈昌文说，我们何不承继前贤，老店新张？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万象》杂志。（俞晓群：《人书情未了》）

李怀宇　　你从《读书》退下来以后，《万象》是怎么一回事？

沈昌文　　《万象》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我在编《读书》的时候，一直对《读书》有一个想法。《读书》当时老前辈定的是思想性的刊物，特别强调思想性。因为当年也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之下，而且陈翰伯、陈原都是非常有思想的。那么，我的兴趣不在思想性，而在趣味性。我想做趣味性的，而又比较能登堂入室的趣味性。上海有两种趣味性，我十三岁在上海做学徒，就是在柜台上看小报长大的。小报看看没有味道，我才开始注意柯灵先生主编的老《万象》，那个时候已经停刊了，但是在马路上还可以买到旧的刊物。特别是我老板的弟弟去世，留下来不少好的《万象》。我经常看，是店里唯一喜欢这种东西的人。

退休以后，没有事情了，我跟柯灵又比较熟，老去拜访他。于是谈起《万象》，想复办。当年，我记得李欧梵谈过，他特别赞成，他熟悉上海文坛，特别赞成恢复，我就把他请来当顾问。当时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俞晓群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恢复了以后，我就没有管，完全是陆灏在管。

李怀宇　　陆灏编的时候，几乎每期《万象》我都看。《读书》大概一年买一期。

沈昌文　　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小资（笑）。

李怀宇　　我觉得《万象》还不是小资，是遗老遗少（沈昌文大笑）。《万象》有一个特点，看起来很多东西都是老的，但是写的人受过西学的教育，懂得西方那一套，因此写出来的文章中西结合得很好，有趣味性。

沈昌文　　对于这一条，我总是奉劝。你是从广东来的，我特别可以说说。中国要特别注意海外的东西。大陆的发展比西方落后，包括比台湾也落后。我做出版的，我很清楚，台湾出版走过的路子，我们现在正在走。这几十年，没有人比我清楚啊，我每天看台湾报纸，每天研究台湾文化状况。他们走过的路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一定要走。所以，海外的作者经常有一些思路值得我们借鉴，并且海外的学术机构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多，写纯学术、看不懂的文章是没出路的，他们比较讲究可读性。这是陈原跟我说的，一千次都有了，总是问我有没有做到readable。如果没有做到，他觉得简直很难，思想不可能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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