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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作品：折腾十年

内容简介：

这是一段苦涩的回忆，是一段不能忘怀的个人史，是一部写真版的“知青文学”。在早已经逝去的灰色年代，曾陆续有一千几百万生龙活虎的青少年，把自己的青春投放在凋敝无望的农村。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不知道自己准确的社会定位。这就是“知识青年”。

拿现在的眼光看，加于他们身上的“知识青年”这个称号，是非常可疑的。因为他们有些人几乎是在小学升中学后不久，就中断了学业。等于刚刚脱盲，何来“知识”一说？他们完全是童心未泯的一群少年。他们有着如同今天的“80后”一样的顽皮和反叛心理。可是，岁月的灰尘太过厚重，把他们完全掩埋了。以往的所谓“知青文学”，只是演绎了某种伪理想主义的概念，而历史的真实则被轻易地盖住。

本文就是以最朴素的笔法，描写了当年的一群少年“知青”，在走向人生绝境时的真实命运。当没有多少文化的城市初中毕业生，满怀好奇地来到东北敦化的大山里时，等待着他们的是雪原中的狼群、暗夜里可疑的信号弹，还有周遭农民的歧视与冷嘲……这样的青春，还会不会有欢笑？还会不会有明天？这样的一群无知少年，将会是茁壮成长还是最终毁灭？如此的疑问，当年就已在他们心中滋生。这部书，把一幅令人心酸的生活全景和一个并不十分清晰的结局，放在了当代读者面前。可以说，本书的内容，对于20年前风行一时的理想主义“知青文学”是一次非常彻底的颠覆。

正文

题记

“我的青葱岁月”——我随手写下的这个标题，也可能是从隔夜梦中得来的灵感。忽然地，就很喜欢这个意象。诸位年轻的读者都是见多识广的，跟麦当娜或比尔•；盖茨握过手的，也可能大有人在；但是，你们大概都没见过田野里成片成片的青葱吧？风一拂动，其色彩就有变化，那种水灵灵的新鲜，会让你感到到生命真的是很纯净。

我们年少时，就是那一行行挺拔的青葱，顶着露，沐着风，有无限的风华。然而突如其来地，时代暴风雨就卷了过来，如马踏青苗。从此，我们生涯的记录里就是一片狼藉，没有一天是顺当的时候。

如此三十多年过去，终于有资格像张爱玲女士那样叹一声“三十年前的月亮”了，真该谢天谢地。

老了之后，再看到小孩子们无邪而任性的样子，禁不住就要想，我们那时候，不也就这样吗？人有高低贵贱，而郁郁葱葱的少年时代，我看，谁跟谁，那都是差不多的。

序幕

那一年，天塌了，我们还挺乐，是不是有点儿傻啊？但那时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是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代。我们那时代，算算距今已足有37年，好家伙，民国才多少年哪！遥远的年代呀。在座的百分之九十九，在那时都还不是人，连细胞都不是，仅仅是基因罢了。在你们还只是基因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听我细细讲来。

37年前，论风气、论价值观、论城市风貌，与今天可差了远去了。要搁你们看，那时候人都是山顶洞人，灰不溜秋，要吃没吃，要喝没喝，面有菜色，就知道唱语录歌。这其实都是瞎扯，是那一帮子少壮派学者吓唬你们呢。那时候，好啊！不过，我得边讲边穿插着介绍基本情况，不然先讲基本情况，大伙没听完就得睡着了。

言归正传，话说1966年4月底，学校停了我们年级一个月的课，干嘛？让我们下厂劳动。那时候其实也是应试教育，不过没有现在狠。那时候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生怕培养出书呆子，没法儿担当时代大任。中学里每天最多五节课，下午基本是踢足球。女生踢不了，就跳大绳。总之是逼着你上露天操场。学校又怕我们四体不勤，一年两三次，要我们下厂下乡，干活儿，说是不能做温室花朵，要做大风大浪里的雄鹰。那么，这回雄鹰要去哪儿呢？离我们学校不远，一个木制文具厂。小厂不大，在郊外，后面就是庄稼地，用现在的眼光看，挺环保的。我们那时候是初一，小孩儿。小孩儿能劳什么动，瞎扯呗。不过那时候可没人敢说。假模假式的班主任动员时讲的挺严肃，向工人师傅学习，怕苦不行，出废品也不行。那时候人简单，说干就干。搁现在，你给停一个月课，那家长还不得揣着菜刀找校长玩命？那时候不，咋说咋有理。

我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家里没工人，因此，我没有工作服。我姥姥那时候挺神，不知道打哪儿给我弄了一套来。没准儿是花三块钱跟哪个工人家买的，那时候阶级阵线还不大清晰，大伙都相处得不错，阶级阵线上胡里八涂。这工作服一穿，松松垮垮，还真有点儿工人样儿。那时候工人挺牛，主人哪！一穿上工人衣服是不同，走在大街上人都瞧我：这小童工还挺精神啊！

现在想起来，那厂子整个是一手工作坊，八成是街道办的。有几个技术上过硬的老工人，都三、四十岁吧，剩下是一帮老娘们。说老娘们，是我那时的眼光，其实没多老，二十五六而已。以我今天的眼光看，那就是含苞欲放的花（我那时太不会看人）。她们整天叽叽喳喳，张家长李家短。我们去了，她们就研究谁家有钱、谁家官儿大。对家里官儿大的，挺尊重。对家里有钱的，挺蔑视（是嫉妒也说不定）。这些问题都不大，因为都搁不到桌面上来，心照不宣而已。主要是那个时代品评人，有个重要标准，是能干不能干，就是手巧不巧。笨手笨脚的人最受歧视。像现在的这些小孩儿，娇生惯养，要搁那时候就得让人歧视死，不等考上清华就得自个儿窝囊死。我就是个天生的笨人，给文具制品刷漆，弄得满身是油漆，人一看就是个废物。那时候没让人给窝囊死，还真是因为心理素质还比较好。

这手工作坊嘛，就谈不上什么规范了，工人等于工匠，技术标准就是手艺。俩老工人，一个喜欢刷薄漆，一个喜欢刷厚漆，这个看着合格的，那个看着就不合格。我们也不傻，刷厚了就交给爱厚的那师傅去检查，刷薄了就交给爱薄的那师傅去检查——准成。那年头，老工人厉害，一看你刷的不好，脸一拉，跟现在的老板似的，要吃人的样子。想起来，我们那时的小孩儿也挺不容易，那么小，就得看人脸色。工厂虽小，倒像模像样，有黑板报，篮球场。厂子给工人发工作服、劳保手套。这些东西工人用的省，用不了的，自己拿废品站换钱去。总的说，工人还是穷啊，多一毛钱是一毛钱。

日子就这么过，干干活，工间休息打打篮球，下午休息还读读报。那报纸内容本来就没意思，还正经八本地念，搁现在看，撑的八成是！

说话来到“五一”节，休一天，紧接着就上班，估计是接到了订单。厂里那时候，就有点儿市场经济意识了。可这个“五一”节，不大平凡。“戏匣子”（收音机）里播了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评“三家村”》，作者叫姚文元。什么是“三家村”呢？那是《北京晚报》的一个专栏名，叫“三家村札记”。作者有三个：吴晗、邓拓、廖沫沙。仨人全都大名鼎鼎，是学者、报人、杂文家。我们那时候小孩儿，不知道谁是谁。但从那一天起，我一辈子就忘不了了这仨名儿了。那时候电视不普及，广播还挺普及，街上就有大喇叭，天天早上“东方红”的曲子一放完，就播社论。好家伙，气壮山河啊，那是什么播音员？“中国第一播”！从那天起，俩播音员，一男一女，点谁的名儿谁死。

大喇叭一响，你就听吧：“评三家村……评三家村……”带回音的，这就叫“山河震荡”。5月2日干活儿的时候，一老工人就念叨开了：“我听广播说怎么回事儿？出坏人了？吴晗、邓戳……”一老娘们就抢白他：“什么邓戳？邓拓！看你那耳朵！”

起风了，我们却不知道，每天早上照常夹着饭盒上工去。斯大林大街四排大白杨树刚发绿芽，用陕北话讲，“绿个缨缨的”，好看。每天的程序还是刷油漆，打篮球，读报纸，看老工人脸色，听老娘们瞎掰。过了半个月，学校忽然给我们下了紧急命令：回校学习文化大革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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