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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朱昌举：我们第一天全部睡在医院门口，后来越睡越害怕，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再来，就搬到医院的过道里，从一楼到五楼都有人睡，楼梯口也有，扛着被子铺在地上，睡也睡不安宁。我是始终没睡，因为考虑到大家都睡了，怕有意外发生。

刘　奎：3个夜晚全部在地板上度过，基本上没合眼，在地上坐着。头天晚上，病人到4点多才做完手术，你能睡吗？肯定不能睡。第二天他们病情还没好转，还在疼，在叫，能睡着吗？睡不着的，心里像刀绞一样。

没有安全感，无法维持伤员治疗费，其余30　个民工吃不上饭，刘奎和同伴决定向当地管理部门求助。

刘　奎：后来我们实在没钱了，想了一个法子，上市政府找信访办反映。他们说，你们这个事不归我们管，到公安局信访办吧。我们紧接着就去公安局，一早上没吃饭，也没钱，走着去的。到了公安局，他们说，你们越级了，我们不能受理，先去找分局吧。我们打电话给分局，他们说，我们现在没时间。

两个民工饿着肚子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步行找遍了他们能找的所有政府机构后，绝望地回到医院。这时，预付完第二天的医疗费，他们只剩下4000　多元了。当地媒体的记者建议他们找救助部门试试。

刘　奎：我们没钱了，马上就把药停下来，催我们交钱，3号交4　号的钱，提前一天交。我们给记者打电话，请他们帮我们想想办法。后来实在没法，打电话到红十字会，红十字会的人说，我们不负责这样的事，我们负责儿童啊什么的，打到救助站看看吧。我又打到救助站，他们说我们只负责流浪汉，最多给你们买张车票回去。我又接着找民政局，民政局说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没有医疗费，没有生活费，民工们失去了在这个城市待下去的勇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提出用剩下的4000　多元包车回家。在打了许多电话后，民工们终于租下一辆大巴回老家。然而，到了约定时间，司机却说当晚走不了。这时病人已经办好了退房手续。无奈之下，医院只得允许6　个伤员再在病房里待最后一夜。

刘　奎：当天晚上下了点雨，长途汽车站确实派来一辆车，一看下雨他们就不愿意走了，说化油器坏了，直接开走了。我们非常失望，一夜不能睡。第二天，天刚刚蒙蒙亮，大概5点钟左右，我起来了，又去雇车。

3　个小时后，刘奎和工友雇来一辆大巴，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坐上大巴回家的时候，民工们身上连买消炎药的钱都没有了。渐渐远离这个曾经让他们流血也流泪的城市时，所有人在车上都保持着沉默。这个城市唯一让他们感念的是那些帮助过他们的记者。除此以外，他们似乎被整个城市遗忘了。回到安徽泗县后，他们在济南遭遇砍杀的消息迅速传遍了这个小县城。6名受伤的民工被安排进了提前为他们准备好的病房，县政府为他们垫付了当天的医疗费。这时36　名民工40　天的工钱只剩下600　元。朱昌举提出把钱分给大家。30名没受伤的民工流着眼泪领了20　元工资。

朱昌举：3万元钱只剩600元。我们考虑到在外打工这么长时间，几十个工人一分钱没有带回家，就把这600元钱一人分了20元钱，让大家买东西回家给小孩子吃。当时我分钱的时候，掉了眼泪，我感觉好像在外面辛辛苦苦做了40天，没带一分钱回家，只给人家20元钱，特别过意不去。每次我们打工回家至少得买点东西给孩子，这次他们连20元钱都不要了，说先垫付医疗费再说。

民工被砍（7）

民工们回到安徽泗县的当天下午6　点，泗县及其所属的宿州市劳动局组成联合调查组连夜赶赴济南。4月27　日下午，6名犯罪嫌疑人在济南落网。经调查，警方确认指使行凶的就是这36　名民工在济南工地打工的上级老板伏治鑫。

虽然凶手已经被捕，但明晃晃的砍刀在车厢里面乱捅，6个兄弟横七竖八地躺在血泊中的画面，却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脑海里。持续数日，他们无法入睡。在济南打工的这场遭遇，给每个人带来了难以忘却的惊恐。而躺在病床上的伤者还是忧心忡忡，他们不知道借来的那些钱是不是足够维持未来的治疗。每个受伤民工的背后都有一个沉重的家庭。他们都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母亲，还奉养着两三个年迈的老人。因为家里面地少人多，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外出打工挣钱几乎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在这些民工中，倪山是受伤最重的一个，也是家庭负担最重的。他上有80岁的爷爷奶奶和60　多岁的父母，下有两个孩子，一个正上小学，一个出生不到四个月。倪山60　多岁的老父亲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是：一点钱也没了，饭都没得吃了。在医院里，其他病人的床边摆放着各种营养品，而倪山的午餐只是一碗酱油拌面条，而这也是全家人省下来的。

倪　山：实在没办法，确实没这么多现金往里面垫了，一天几百元的，所有钱加在一起，就是在不吃饭的情况下，最多只能再维持一天的医药费了。他们一再跟我说，会帮助我们的，但是一直没有，我们目前最要紧的情况是医药费解决不掉。

家里看到我这样，出去打工的时候好好的，回来成这个样子，我父亲我爷爷哭得不得了，以后如果我的手不能干活了，我的家庭可能就没什么指望了。　倪山妻子：他要有了后遗症，我们家就完了。大孩子考了第一名，孩子说，妈你不要哭，不要愁，爸爸还不清债由我来还。我说你怎么还？他说我慢慢上学，上好学才能挣钱还。我一听孩子说这话心里很难过。我们家没有钱，靠了亲戚朋友的帮助，一人给了几百元钱才能看病，他吃饭只能吃面条，小青菜都没有钱买给他吃，现在他的伤势最重。

为了支撑这个家庭，事实上倪山60　岁的老父亲也一直在外打工，得知倪山被砍的消息，老父亲也是连夜赶回了老家。

倪山的家是一间漏雨透风的土房一张行军床上睡两个人倪山父亲：你看堂屋到处漏雨，几年都没有钱换瓦，瓦都酥了，一下雨，外面不下屋里下，一点办法没有，太苦了。在家没有办法，也不做生意买卖，再不出去打工挣点钱咋办？大人孩子，我还有一个老母亲，都是负担。

在病房里，孩子的笑声是唯一能让倪山露出点笑容的事情。在家里，倪山无能为力的老奶奶只得每天祈祷上百遍，求菩萨保佑孙子尽快好起来。这是她唯一能为倪山和这些伤员做的。全家人都不知道负债累累的他们还能到谁家去　借下一笔医疗费。为了支撑这样一个家庭，倪山早在17岁就开始外出打工了。

倪　山：我们农村人一直没有富过，自己想办法挣点钱盖房子啦，娶老婆啦，钱都是一点点聚起来的。农村人没什么大富大贵的，最多就是手里有一点小零钱。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根本没有余钱。我打工这么多年受了两次伤，今年这次被砍得最厉害。记得1998年那次在山东潍坊干了两个多月，没拿到钱，白干了。当时好像还没有《劳动法》这些东西。后来渐渐地农民工才受到法律的保护，最近几年打工还好一点，没有想到2006年还出现这种事情，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在砍杀中侥幸逃脱的朱昌举是家庭负担相对最小的一个。他母亲平时靠养蚕挣点钱，也照顾庄稼。父亲有一把好手艺，是村子里做棺材的。面对记者，朱昌民工被砍11　举的父亲指着一口做好的棺材说，要不是幸运，这口棺材就是给儿子做的了。

做一口棺材能挣300　元钱，需要两个工用两天的时间来完成。朱昌举的家距父亲的店铺不远，那座小平房是结婚的时候父亲给他盖的。10多年来他和妻子在外打工就是为了建成和邻居家一样的二层小楼。

朱昌举：为什么我们夫妻俩都出去打工？心里非常着急想把房子盖起来。我们这一排房子，这边盖起（二层小楼）来了，那边也盖起来了。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两边房子全部比你家房子高，比你家房子宽，于你家的影响不太好。

打工生涯说实在的太辛苦了。每次出去有活儿干还好一点，没活干的话要贴着路费回家。在外面吃不好睡不好，尤其做建筑活，工地上吃得太差了，肉是吃不起的。像我们这样出去，如果还要吃肉，一天要十几元，加上生活费一天得50　元到60　元钱；吃素便宜点，但是便宜得连油都没有，他们（工地）只给放点盐放点酱油在里面，没有油。

回忆起这些年的打工生活，几乎所有的老乡都有着同样的经历。把孩子和土地托付给老人，带着全家老小的牵挂，辛苦地工作，为了盖房，为了孩子上学，为了家里的状况有一点改善。

朱昌举：每次打电话回家，孩子都哭。不打电话，又想孩子。经常想孩子，像我这样的人，心里还能承受一点，我老婆就不行，女人一想孩子心里就非常难过。我也不想让老婆出去打工，不想让家属出去，因为打工太受罪了，太寒酸了，真的，没有办法，只是为了赚两个钱，不打工怎么办？我打了10　多年工，说实在话，真的不想打了，只能说为了一点钱，维持家庭生活没办法，再辛苦也只能坚持下去。

子墨点评：

实际上这36　个民工的故事只是一个小小的案例，它再一次提醒我们，在某些地方，底层民工维权的道路有多么艰辛，而在遭遇困境时，又有着多少无奈。如今36　名民工已经平安回家，那些噩梦般的日子也渐渐离他们远去，但是每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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