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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2页）

晁错回到京城之后，刘恒召见了他，经过一席长谈，晁错的才学得到了刘恒的赏识，他很快就被聘为了博士。

在任博士期间，他给刘恒上了一道叫做《言太子宜知术数疏》的奏章，晁错说道，“一个君王的成功，就在于他精通治国的‘术数’。太子乃未来的君王，因而必须要早早地学会这些‘术数’。当今太子虽聪慧好学，书也读得很多，但是他却不懂得治国的基本‘术数’，若是等他将来即位之后再学，恐怕为时已晚，到那时国家可能就会出现混乱。圣人的治国‘术数’甚多，应选一些切实可用的令太子研读，朝中的一些大事也要让太子陈述意见。”

晁错的这条建议很快就被刘恒采纳了，并且他也因此被聘为了太子家令。太子家令相当于太子府的总管，主管府中的日常事物。由于晁错的学识出众，才智过人，因而他在太子府中的威望极高，太子刘启称他为“智囊”。

晁错任太子家令之时，又给刘恒上了一道关于粮食问题的奏章《论贵粟疏》，这篇奏章上的正是时候。

前元十二年，公元前一百六十八年，这一年，朝廷的田租税率定为了三十税一，农民所交的田租赋税已经相当的少了，但农民的生活依然没有多少改观，仍旧在贫困线上挣扎，这是什么原因呢？

自从刘恒实行重农勤农的政策之后，天公也助了他一臂之力，连年的风调雨顺，促成了粮食连续几年的大丰收。于是乎，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那就是粮食的价格一落千丈（刘邦建朝初期，粮食最贵时曾有“米石至万”之说，此时已降到每石“粟至十余钱”），农民手里的粮食不能以合理的价格卖出去，粮食似乎又变成了一种很不值钱的物资了。

这时候的田租税的税率虽然已经很低了，但是农民还要承担另一种叫做“人口税”的赋税，尽管这个赋税也被调低了不少，可毕竟还是要上缴的。粮价太低，农民辛辛苦苦的在地里忙活了一年，所剩余粮全部卖出去也不够上缴这个“人口税”，只好卖掉一部分口粮。不少有钱人趁机大量的囤积，相当多的农民却在忍饥挨饿，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被严重挫伤，正所谓“谷贵伤民，谷贱伤农”也。

这就是晁错所上奏章《论贵粟疏》时的社会背景。

晁错是这样描述农民的，“……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闲，无日休息……”

晁错又说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为此，晁错提出了他的“开资财之道”，也就是“……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粮食的流通），所谓损有余补不足……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晁错的这项利国利民的建议立刻被刘恒所采纳，“卖爵令”也就顺势而出了。

“卖爵令”规定，凡捐献粮食到边疆达六百石者封爵位上造，达到四千石的人封爵位五大夫，一万两千石以上的封为大庶长，达四千石的还可免除家中一人的徭役。交纳粮食的人须先将粮食运到长城沿线的边塞，等边塞的粮食积累到可供五年食用之后，再交纳到内地各郡县的粮库。

西汉实行的二十级爵位等级中，上造为二级，五大夫为五级，大庶长为十八级。爵位最低的是一级公士，最高的是二十级列侯（周勃、陈平等人便是列侯）。

此令一下，有钱人纷纷出动，大量的购买粮食运往边塞，粮价顷刻间便涨了起来，农民得到了极大的实惠。

结果是，有钱的富人有了爵位，有粮的农民有了钱。朝廷则是钱粮双收，国家财政得到了根本的好转。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鼓励农民种地的积极性，第二年，刘恒便彻底取消了田租赋税。

需要一提的是，刘恒时期的单纯“卖爵”和满清时期的“卖官粥爵”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只是卖爵，买卖双方是国家对个人，有钱人主要得到的是荣誉，因为爵位并非官职。而后者却是官场严重腐败的产物，买卖双方是个人对个人，有钱人可以名正言顺地买个官来做，钱少的买的官小，钱多的买的官就大，特大富翁甚至能买上个巡抚、道台（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官员）之类的官职。

晁错的文章无一不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除了这篇《论贵粟疏》之外，还有《言兵事疏》、《募民实塞疏》、《守边劝农疏》、《举贤良对策》、《削藩策》等三十余篇传世佳作。

在《言兵事疏》中，他引用兵法之言证明一支军队中将领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武器不精良，是把士兵送给敌人；士兵不能作战，是把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懂用兵，是把君王送给敌人；君王不会选择将领，是把国家送给敌人。……”

在这篇疏中，他还提出了“以夷制夷”的一种全新的战略主张，晁错说道，“……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汉军与降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在这篇奏章的最后，晁错自歉道，“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臣错（晁错）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裁择。”

刘恒看到奏章后立即给晁错做了回复，“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固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

晁错确实是一位忠心可嘉、敢想敢说的旷世奇才，至于他狂与不狂刘恒根本就不在乎。刘恒注重的是奏章的具体内容，他最讨厌那些歌功颂德的文章，他认为这样的文章即便是说上一万句也是等于个零。而且，如果“言者不狂”（不说真话），“择者不明”（不辨是非），那才是“国之大患”。

晁错的《募民实塞疏》主要论及的还是边疆的防御问题，其文章的大意是，“胡人扰乱边境，如果边塞配备的士兵人数过少，就难以抵挡他们的侵入。如果朝廷不发兵救援，边塞的人民就会因绝望而投降敌人。如果发兵救援，等大军赶到时，他们早已溜之大吉。集结大部队长期驻扎，费用又太大。如果部队驻扎一段时间又撤走，敌人还会再度入侵。长此以往，势必国库空虚，人民痛苦不安。陛下忧心边境，征调士兵防守边塞，这是陛下对百姓最大的恩惠。然而，让远方的士兵守护边塞，每年轮换一次，时间短，不容易了解和熟悉胡人的作战习惯。不如提倡鼓励百姓到边塞定居，先为他们修建好房屋，配置生活器物。百姓中有罪的赦免他们的罪行，无罪的赐给爵位，免除他们全部的赋税、徭役，发给冬天夏天穿的衣服和粮食。这样，边塞的居民就会永久居留。胡人入寇掠夺，如果能截获其掠夺的财物，就把其中的一半赏赐给他们。如此办理，那么乡里邻居就会互相帮助，对胡人的攻击也会冒死以赴。这同征调远方士兵，既不熟悉地理环境，又心怀畏惧的做法比较起来，功效将在万倍以上。”

刘恒采纳了晁错的建议，朝廷便大量的招募百姓到边疆定居，并把这些百姓中的青壮年组织起来，发给他们武器。这些人（类似于现在的民兵）平时从事于生产，战时则同当地驻军一起并肩作战，这一做法无疑就是早期的军民联防。

前元十五年，公元前一百六十五年，刘恒即位已经十五年了。在这十五年里，刘恒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关注民生，轻徭薄赋。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已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尽管如此，刘恒仍然不满足于现状，他总认为自己“不德、不敏、不明、智不能治”。因而在这一年的九月，他下了一道诏书，令朝廷各部门举荐贤良文学士子，就“明于国家大体”“通于人事终始”“直言极谏”“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等问题对这些士子们搞了一次“策问”，他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次“策问”发现自己的不足，用他的话说就是“以匡朕之不逮”。

太子家令晁错应平阳侯曹窋、隆虑侯周灶、颍阴侯灌何（灌婴之子）等人的推荐也参加了这次的“对策”。此时贾谊已谢世，参加对策的一百多名文人学士之中，数晁错的那篇《举贤良对策》做得最好。

晁错的策论博引旁证，洋洋洒洒数千言，从三皇五帝开始，讲了春秋五霸，又讲战国七雄，一直讲到了秦始皇。文章中凡涉及到的政治、经济、吏治、民情无不切中时弊，刘恒看了以后连连称之为奇才。自此，晁错又被擢升为中大夫。

刘恒去世之后，太子刘启即位，晁错很快就被任命为内史（内史，执掌京师，相当于首都市长）。

此时的形势，对于刘启的“智囊”晁错来说自然是如鱼得水了。内史的级别虽在九卿之外，但由于他和刘启的关系特殊，故而他所得到的宠信已远远超过了九卿。晁错的才气和贾谊不相上下，他的秉性也和贾谊极为接近，也是属于那种清高傲慢，冷啬孤僻之徒。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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