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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关先生亲笔写的：“小邓同志，你的鼻血好点了没有？我跟夫人给你准备了一些药，这也不是药，是广东的凉茶，帮助你解毒去火，适应水土，多喝几包没有问题。当收到这些药以后，请给我们家里打个电话，电话号码是*****，我们就放心了。你回到北京以后，请代我们向可染先生一家问个好，很感激他关心我们。”

望着关先生的墨宝，我不禁感动得泪花盈盈，心想，可染老师平常像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待我，现在他的朋友关先生也和他老人家一样，也是这样真心诚意地对待我，关心我，这不正是在中国文化人身上传承的优良传统吗？

后来我在电影学院交的人像作业，渐渐都是李可染、关山月、巴金、丁玲等“大人物”的肖像了。可染老师看过这些照片后，又再次向我谈起他那枚“不与照片争功”的印章。他对我说，各种艺术都有自己的范畴，照相机有真实呈现景观的功能，特点是记录快，但在发挥主观想象得的空间里，摄影比绘画要差。绘画对摄影有帮助，但绘画不能走摄影的路。

当说到绘画表现形式和摄影的关系时，李老师说，“没有光就没有形象，形象的显露全是靠光，但不能机械地运用光线，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些东西，恰恰是光线的灵魂。我画画大多是用墨；表现感觉到的明明暗暗和浓浓淡淡。如果只靠几根线说明光线，是非常困难的，用线要用在体积和受光面上，也就是照相的逆光效果的轮廓光。我画的明暗交接线，是运用光学的原理从而使之明者愈明，暗者愈暗。”

到我上大二的时候，功课多，去老师家更少了，有时隔一、二个月才去一次。记得是80年底的时候，我去老师家。他说，又到年底了，该给红包了啊！该给小孩发红包了。他让我去磨墨。给我写了四个斗大的字“优良传统”，写完后，又写了二行小字：“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极言学传统之重要，人不学传统，便置于野蛮人地位，真大傻事。砚有余墨，书此四字赠邓伟小友，并略赘数语，可染于师牛堂。”写好后，老师让我把字钉到墙上，仔细看了起来。

老师看了一会，说，“这几个字像是一个无锡惠山泥人胖娃娃，那两行小字，是胖娃娃的两根小辫子，很有灵气，也有福气啊！这是大阿福啊。”说完，老师又走到窗户跟前，他让我再从这个角度看这副字，他说，“看一个同样的景物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就能逐渐培养正确观察事物的方法。”然后老师又在赠我的字上打印章，他一边打着，一边关照我说，“以后我在拍照片或画画的时候如果要使用颜色，就要注意掌握分寸，轻了不行，重了也不行。”这一天老师特别高兴，从印盒里拿出了七八方印章，一个一个地选择，看用哪一个好，最后打了三方，他把字挂在墙上，仔细认真地看。他又看了看我说：“为什么要给你这个字？这是我对你的鼓励和奖励，因为你在学习上努力。今天要告诉你一个问题，就是学习传统非常重要。不是说一个人在学习中国古代汉语，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绘画就是学习传统了，也不仅仅笔墨方面是传统，就是你要把学到的这些东西运用到你以后的摄影艺术创作中去。”他还要我多读书，好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时老师把字拿了下来，一点一点地叠好，亲手给我放到了书包里。

我理解可染老师讲的传统，不仅仅是指中国古代的某类或者某个画风和流派，而是包括古今中外的艺术思想、作品等诸多方面的元素之间的传承、融合与创新。

我记着可染老师的教导：“我对传统的态度是尊重、学习而不是迷信。传统蕴藏丰富，成就很高，但又远远不能完全符合新时代的要求，所以必须要发展。发展的途径，一方面是到客观世界中考验传统的优劣取舍，一方面在生活中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同时要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来丰富自己，使传统得到发展，成为有民族特色的新时代的民族艺术。”

我上大三的时候功课就更紧张了。一次我去老师家，看到小可屋里的墙上有一幅老师的书法，写的是“只争朝夕”。老师说，“只争朝夕”四个字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要和时间赛起跑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他说他不能在学习上给我压力了，学校给的压力已经很大了，现在需要的是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干？他看了我拍的几张照片，批评我说，拍的太碎。他说在光线上不能说我什么，只要统一，有整体感就够了。老师向我推荐两个画家的作品，一个是伦勃朗。他评价伦勃朗的作品在运用光线上非常简洁，造型效果也很强烈，充满着力量。还有一位就是林风眠先生。他说尽管林先生画的人物画装饰性很强，但是他的山水画在黑白的关系，空间关系等方面，处理得非常恰当，应该好好看一看。当时林风眠的东西我还看过一些，但伦勃朗的画作我还没有留意过，伦勃朗的原作是我日后到了英国才见到的，他的创作风格给我许多启发，对我后来的创作帮助非常大。

1981年11月20日，我又来到老师家里，请老师看看我的作业。老师对我第三学年上什么课，大纲是什么很关心，要我念给他听听。尽管这些与老师的绘画艺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老师也很想听，他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他常常告诫我，对待知识要象海绵一样地学会吸收。他很愿意去了解除了绘画以外的知识，并从现代科技的发展中，深层次地去理解笔墨与时代的关系。

二十一、第一次发工资，我请老师吃蛋糕

那天可染老师除了让我好好读一读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方面的书籍以外，还给我说了一些有关中国画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画根本不是散点透视，而是类似散点透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老师对中国画的某些传统概念表示异议，他神情严肃地说：“中国画的最高理论，是艺术家的思想见解，是以大观小。李太白的诗里面有夸张的描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还。这是非常形象的思维，通过这句诗，可以看到李白的胸怀，不光是表现看得见，还要表现知道的和想到的，这是艺术家思想境界高低的问题。登泰山，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在艺术家的眼里，泰山仿佛一个小沙盘　，这并不是不表现自然界的伟大，这叫以大观小。这是作者全面理解泰山，理解自然界之后的再创作，可说是小中见大。黄宾虹常说这么一句话：咫尺有千里之势。我同意这个观点。中国画传统的精华，就在于艺术的经营位置。”

从老师一开始教我写字，画画，到把他的思想传递给我。在老师眼里，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我把自己在《大众摄影》和一些报刊发表的习作拿给老师看，他看了以后说：“将来你应该出摄影集。〃我说：“这还没有想过。您看别人一辈子才出几本画集啊！”

老师却肯定地说：“不，我现在就要给你的摄影集题写书名。”他问我砚台里有没有墨，没有墨就磨。我看砚台里确实墨很少了，就连忙加水磨了起来。

蘸着浓墨，老师先后在纸上写了好几个《邓伟摄影作品选》，有两个横幅的和两个竖幅的，他好像还不满意，落笔又写了一个。他问我哪个写的好，哪个不好。我说老师写的都好。他说，“我希望以后你的作业，都够达到发表的水平。这是我对你的要求，不是抬举你。这是一种境界，一种品位，一种格调。”我当时听了又惊又喜，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1982年初，为了准备毕业论文，我在1月3日去找老师商量论文的内容。老师当时身体不好，住在医院。他见到我说，“这个环境让你想起什么来了？”我说想起积水潭医院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情景了。他说，他刚住进医院不久，就想起那年住进积水潭医院的情景。说到这里，老师眼里闪烁着泪花。我从来没有看到老师这么激动过。我说，今天来看老师，主要是想请老师看看我的毕业论文的准备情况，请老师给些指导。

可染老师说：“文章千锤百炼。说话时，语法不对，也能懂。我要是讲徐州话，你不一定每个字都听得懂，但是对我要表达的意思还是能明白，这就是口头表达的特点。但是，文字，要求是精确的，语言要洗练。建议你写论文在一万字左右就差不多了。文字要像炼铁一样，把铁炼到三四遍，去掉杂质。这也像洗面筋，就是要保留精华。要多看几遍，反复洗练。我觉得你写的内容以探讨意境为中心比较好，要言之有物，不能拼凑。现在中国摄影家中有一些人不懂得构图，构图法是艺术当中的一门学问，不是任何人都懂的。可以将意境与构图等一起研究，艺术思想要在摄影的实践中去论证。用光和意境也是密切相关的。黄山在平光里面，是一堆乱石块，什么都没有，但是在逆光里面，就能表现出它的独特的美。你的论文要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论点和论据，内容要充实。”

老师这时又说到了我本人，他说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为人老实，诚实。我说我有时在你面前也不谦虚，他说那是我们俩性格上都有点倔。老师说一个人要勇于择言，在这方面我还是做到了。但是我也并不是所有的话都听老师的。老师又说，有时一些很平常的话，蕴含着哲理，要善于吸收，不能像玻璃，要像海绵。一句很平常的话，很可能就是哲理，在论文里面对他的这些看法应该有所表现。

2月25号，老师出院了，我去老师家里看他。他平时喜欢吃炸咯吱，我就到全素斋去买了一些带上。我拿出一块给老师吃，他说：“邓伟，你别让我着急，就是别花钱为我买东西。”他还是拿了一块放到嘴里，说，“还脆着呢，味道挺好的！”不过他还是强调以后不要为他花钱，叫他着急。他问我论文的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我说文学家朱光潜先生为我列了一个书目，可染老师让我念给他听听。念完之后老师说，“这些书目很好。我近来创作任务暂时不太忙，也要抽空好好读一读这些书。”

老师又跟我谈起了画面构图的问题。他说不管是画家还是摄影家，都要搞创作，都牵扯一个如何构图的问题，也就是一个经营位置的问题，在造型上，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要特别重视。关键是要将主要部分要出，要夸大地去表现。摄影要通过光线来构图，是最难的。构图最怕一半一半平分，也就是二分之一法。他说他曾经看过一张漓江的画片，就是山河水各占了画面一半，这就砸锅了。主体到底是山还是水？各占一半，也就没有主体了。这时老师说到了照相机，他说照相机最大的缺点就是透视太大，太强，但是知道了照相机光学的缺点之后，就可以把缺点改成优点，就会合理的使用器材，使器材为创作服务。

1982年7月份，我顺利地完成了毕业答辩和毕业设计，毕业分配的结果是留校任教，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一名教师。

当我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到莫斯科餐厅定了一个特大号的蛋糕，在蛋糕上还特别写上了“送给李可染先生”几个字。

不巧的是，我提着蛋糕来到老师家的时候，老师正准备出门，那天晚上他应周巍嵵先生之邀，要去看王昆老师的节目。看见我提着大蛋糕站在那里，脸上写满了失望，已经吃过饭的可染老师连忙让阿姨拿了一个小勺来，从蛋糕上挖下一小块吃了，连声说，“邓伟，甜啊！你甜我的嘴啊！你长大成人了，挣工资了，可以自立了，老师真高兴啊！”

我属猪，1983年是我的本命年。一次，老师送给了我一个明信片，邮票是韩美林先生画的一只可爱的猪，明信片上的图案和邮票一模一样，是极限明信片。我拿着明信片，老师对我说：“你是59年生人，今年是你的本命年，我这里没有红腰带给你，也没有红袜子给你穿，送你这个小礼物，祝福你平安。”老师在明信片上用毛笔写上：“祝邓伟小友新年快乐。”他让我到三里河邮票去打上一个章，再到新街口邮局去一趟，也盖一个章。他说这个明信片就好比是我们三个人的合作，即韩美林的画，李可染的书法，邓伟去盖章，很有意义。这张小小的明信片，后来一直被我珍藏着，它承载着老师对我的祝福和关心。

。。

二十二、老师走了

1985年可染老师在日本举办了展览回来后，我去看他，他问我，“你有没有到国外学习学习的想法？在国外增长一些见识，开阔一下眼界，再回国工作，这样把西方的东西和我们国家传统的东西结合起来，会更有助于做好自己的学业。你如果有这个想法，我作为中央美院的教授，可以帮你写一封推荐信。”

过了不长时间，老师果真把推荐信写好了，“邓伟小友，曾从余学习中国画。为人诚实，谦虚好学，品学兼优。将绘画与摄影结合，探索其共性与特性。脚踏实地，勤于实践。他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三年。兹推荐他继续深造，以发展其工作才能。特此介绍。李可染　　一九八五年元月”

老师希望我去日本留学，还向我介绍了平山郁夫等日本画家，并把平山郁夫到中国敦煌的写生的画册送给我。

但是我对学日语没有兴趣，读了几个字母就再也学不下去了。去日本有困难，老师又建议我考虑去一些西方国家。与此同时，朱光潜先生也帮联系了一些国外的友人，并写了推荐信。应该说，是我的眼界开阔的老师们鼓励和推动着我，迈开了走向世界的脚步。

这一年我拍摄的《中国文化名人》在三联书店出版了，老师看了非常高兴。他说我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为我高兴。这时候老师又问起我出国深造的事。我摇摇头，觉得这事有难度，不太容易。老师显得有点急，他问我：“你还记得考大学的事吗？那时候你不跟父母商量，也没给老师说，就不上文化课，不读书，光画画了？”我说“记得。”“你应该相信老师，也相信自己的能力。”老师严肃地说。

慢慢的，我产生了去国外拍摄一些世界名人的想法。跟老师商量，他反而迟疑了。他说这件事情太大了，不像画一张画，他要我慎重考虑。我的想法一经形成就很难改变了，后来我又多次向老师表示了要做好这件事情的决心。他没有反对我，只是劝我不要着急，要从长计议，并且答应会想办法帮助我。

1986年，可染老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他专门给我准备了一个请柬送给我。我没帮上老师什么忙，，只是为他拍了几张照片，老师显得很高兴。还表扬我能干活儿。

这一段时间，李老师非常忙，每天都要作画写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我在学校也忙，不是外出拍片，就是在学校上课，几乎很少有时间到老师那里去了。

1988年我整理出我的讲稿，为它取名为《造型瞬间》。书里的所有插图都是我自己拍的。我把讲稿拿给老师看，他看了有关内容，说还是挺有意思的，认为这个讲稿可以出一本书。但是他认为题目有些大，把“瞬间”放在前面，写成《瞬间造型》，似乎作为书名更加合适。没过几天，老师就专门为我的书稿题写了书名，写好以后，我当时没有拿，不久他就去了北戴河。按照老师的要求，我自己联系了一家出版社，打算把这个讲稿印出来。再去看老师的时候，我向他汇报了要出书的事，他便给我去拿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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