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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部分（第2页）

……

有你在我身边，我将幸福地前去……

从此，郑敏在阔别了二十年后的诗坛上，又公开露面了，在《诗刊》、《海韵》、《八方》等海内外刊物上，不时地见到她的新作。在沉默的日子里，郑敏共写了百余首诗，有不少没有发表。她说：“这些诗，只是我心灵上的点点火花，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想拿出来发表，只是想把它记录下来，留作纪念也好嘛！”这些诗中有白描式的写景状物，也有含情脉脉的絮语抒情；有对善恶、美丑的赞颂和鞭挞；也有对人生意义的回顾和探求；有低回的纤弱之音，也有激昂、振奋的高歌。

我和郑敏见面的次数不多，但她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乃至衣着打扮，房间陈设，都给我留下了清晰的印象。独特的生活环境和对于西方哲学及文学的深厚造诣，培育了诗人的性格，形成了有特色的诗风——细致、缓慢、蕴藉、含蓄。诗人善于在具体、丰富、新颖的意象中，展开联想翩翩的画幅，把人们带到清新、深沉的境界中去，人生的哲理寓于其中。

二

郑敏生于1920年9月18日。祖籍为福建闽侯。父亲是留法学生，回国后在河南省六河沟煤矿任工程师。六河沟煤矿地处山区，周围是贫苦的农村，农民住的是破烂的窑洞，而郑敏的家却住在矿区城市化的洋房里。他们一家与穷苦的矿工几乎毫无联系。那时煤矿的设备极其落后，工人的生活更是目不忍睹。这一切，在郑敏的幼年生活中投下了磨灭不掉的阴影，旧中国的贫穷、饥饿、兵荒马乱、满目疮痍，勾勒了她记忆中的画幅。

在这狭小的生活圈子中，郑敏没有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更没有跟自己一块嘻笑打闹的小伙伴。陪伴她的只有一个年近半百的保姆，高兴的时候，她跟保姆一块说笑、玩耍；寂寞的时候，她依偎在保姆的身旁，听她谈天说地。她的保姆是北京旗人，知道不少北京城里的趣闻，郑敏百听不厌。她从这些故事中寻找欢乐，发泄忧愁。这些人、这些事，成了她幼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郑敏长到十岁，早已超过了上学年龄，但她的智力还未得到开发。为了上学，这年夏天，郑敏跟随母亲回到北京居住。十岁才上小学一年级，确是太迟了。按照年龄和个头，她被编入小学四年级的一个班里上课。学习一段时间下来，成绩很差，免强跟班也不可能，周围的同学们又常常嘲笑取闹她。这对一个从小就娇生惯养的独生女来说，简直是无法忍受的。不愉快的学习生活大大刺激了她，她不愿意在这儿继续学习下去了。母亲非常着急，暑假时，请来了补习教师，为郑敏补习小学课程，母亲倾尽全力为这朵迟开的花浇水、施肥。郑敏的功课很快赶了上来。开学后，母亲为她转了学，到了新学校，郑敏的成绩在较好的水平上，跟班上的同学渐渐熟悉起来，来往也多了。从此，她开始了较之过去广阔而舒畅的少年生活。

北京的生活留给郑敏的记忆是深刻的。她每天坐洋车去上学，对拉车的车夫们产生了强烈的同情感，她后来创作的许多诗中的艺术形象是取材于这一时期的生活的，如《人力车夫》、《清道夫》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祖国国土沦丧，广大人民无家可归，到处流浪。郑敏的父亲也无法在六河沟煤矿安身了。他辞去了煤矿的工作，全家搬到了南京，父亲先在安徽蚌埠，后又到了淮南煤矿工作。郑敏随母亲在南京定居下来，跳一级，考入江苏省立南京女子中学初中一年级。

中学阶段的学习，开阔了她的眼界和胸怀。她阅读的兴趣很浓、很广，世界知识、世界文库，她都广泛涉猎，以满足急速膨胀起来的求知欲。与此同时，她还深受一位国文老师和地理老师的影响，对文学和世界各地的知识产生较为浓厚的兴趣。她的字写得并不好看，但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很强，得到老师的青睐。她经常写些讽刺小品。一次，教育局长来学校演讲，告诫学生们不要只讲权利，要多讲义务。从小受父亲民主、自由思想熏陶的郑敏，对此很反感，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教育局长的观点。

抗战时期，郑敏到了重庆，入沙坪坝南浦中学学习，在孟子孙老师及进步同学的鼓励影响下，参加了一些学联组织的进步活动，她参加这些活动的思想动机是很朴素、朦胧的，仍然限制在争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内。

1939　年，郑敏考入西南联大学习外国文学，入学后又转人哲学系，攻读西方古典哲学。西南联大是一所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学校，那里集合了不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他们的思想敏感，学术空气活跃，各种社团遍及校内外。活生生的现实，如大海的浪花猛烈地冲击着郑敏稚嫩的心灵。她一方面感到社会的冷酷和严峻，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一方面又迷惘和困惑，她决心作一个冷静的社会观察者，渐渐地远离社会斗争的漩涡。她把自己的愤懑、忧悒、彷徨和期望，倾注在内心，她开始写诗了。

冯至先生是她的德文老师，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她始终和冯先生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她经常把写好的诗拿给冯先生看，冯先生也不断地给她指点和鼓励。她的诗，在一段时间内愈发多起来了，大都是抒情诗，登在昆明的报纸上。

污浊的现实与郑敏纯真的幻想，猛烈地碰撞起来，她十分茫然，内心非常苦闷。“今后的路，将如何走下去！”她开始了深深的思索。最后还是采纳了父亲的意见——去美国留学，继续攻读外国文学。

1943年，父亲卖掉房产，为郑敏凑足去美国留学的路费，自己退休回福建老家。郑敏只身一人，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入美国布郎大学学习。到美国以后，由于家庭经济来源断绝，她不得不半工半读。

四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紧张的竞争充塞生活的每一个缝隙，渗透到每个人的毛细血管中，郑敏对这里的生活环境很不习惯。为了糊口，她匆匆忙忙地上完课就忧心忡忡地赶去做工，然后，再拖着疲乏的身躯走回宿舍。“这和她多年来幽静的书斋生活十分不协调。郑敏先在一个小饭馆为老板收款、算帐，因为她的数学不好，加上心情紧张，所以第一天下来就错了帐，郑敏感到不能靠吃这碗饭过活。后来又改去首饰厂穿珠子，为工厂数电容器，给饭馆洗碗。穿珠子或数电容器都是十分紧张的劳动，干起活来，连厕所都不能去，吃饭也得在原地吃，每天有定额，而且不能有误，如果出了差错，就要扣除工资。

在美国学习期间，她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争得人格的尊严，是多么的刻不容缓呀！郑敏在半工半读期间，不仅承受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尝到了生活的困窘和艰辛；而且处处遭到别人的白眼和冷遇。刚到美国时，她住在一个老太太家里，老太太见她很穷，时刻提防她，恐怕她交不起房钱，最后还是把她赶了出去。郑敏只好又搬到青年会宿舍去住。在艰难度日中，她结识了不少华工，与他们眷恋祖国的情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海外漂流了大半生，积攒了一些钱，渴望抗战胜利后回国看看，但国民党当局却百般刁难，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有些人经受不起，只好又返回异国他乡。郑敏对这些父老同胞，寄予深切的同情。特别是新中国的诞生，更使她激动不已，她思索着自己将来的命运和归宿。

1950年后，郑敏转入伊利诺州立大学继续读研究院，直到1953年，才完成英国文学硕士论文，获布郎大学硕士学位。这时，她已跟学习自动化原理的中国留学生——童师白结了婚。美国对这些科学工作者看管得很严，每三个月就要向主管部门进行一次汇报，使当局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一个假日，郑敏夫妇在乘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非常兴奋。她顿时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腰板硬起来了——民族自豪感，在心头油然而生。中华民族新生了，郑敏夫妇和千千万万游子的心也复活了，想方设法也要回到祖国去。他们先向移民局递交了申请书，很快就得到了回答，先是不准离境，后又同意离境，但限制在十天以内，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这明明是阻挠。但思念“母亲”的心太切了，夫妇俩毅然决定丢下两人辛辛苦苦筑起来的“窝”，匆忙启程。索绕在他们头脑中的念头只有一个，早日回到祖国——母亲的身边去。“母亲”再穷，也是自己的，儿女是不会嫌弃的；美国再阔也是人家的，寄人篱下的日子已经过够了。郑敏曾说：“在美国过的总好像是试管婴儿的生活，这样的日子，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回国后，她被分配在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部工作，壮志未酬，报国之心正盛。

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接踵而来的是一阵紧似一阵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狂风暴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斗争……郑敏先是站在局外，冷静地、真诚地看待这一切，慢慢地也被卷进去了，她诚心诚意地接受改造，有些想不通的地方尽量想明白。在大跃进的年代里，郑敏的思想感情与理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祖国一日千里，突飞猛进，每天都有“卫星”上天，亩产“超千斤、上万斤”，她欢欣鼓舞，自己也沉浸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白天她跟大家一块劳动，夜晚灯火通明，跟农民一块参加夜战，她精神振奋；但回到村里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农民被迫拆房砸锅，愁眉苦脸；自己每天只能吃两餐白薯，广大农民更是连瓜菜也填不饱肚子。她在思想上产生了问号：“这样跃进能够持续下去吗？”但这种思想只能埋藏在心底，行动还得尽量跟上。1960年她从文研所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教书，以后又参加“四清”运动，两次下农村，接受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她和广大知识分子一道经受了考验，虽几经折磨和摧残，总还算平平安安地过来了。今天她虽已年过七旬，但属于诗人的心却是永远年轻的。

三

郑敏是抗战后期崛起的大后方学院派青年诗人中的一位。她与杜运燮、穆旦等属于昆明湖畔的一组，被称为和谐的“三重奏”，“杜运燮比较清俊”，“穆旦比较雄健”，“而郑敏最浑厚、丰富”。1949年唐氵是在《郑敏的静夜里的祈祷》中谈到郑敏的诗及其风格时说：“郑敏的诗仿佛是朵开放在暴风雨前的一刻历史性的平静里的时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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