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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旁观者

1935年，我父亲调到湖北荆沙关，这是一个内关。从三峡口到九江一带，长江支流的水道都由他负责，荆江大堤就是他帮忙修缮的。

我真正有记忆，忽然从小娃娃变成有悲苦之想，就在抗战时期一批川军赶赴前线时。我弟弟在上学，我不能上学，我母亲带了许多女工烧开水给川军喝，我坐在门口的抱鼓石上，望着不见边的军人。他们说：“这些人一个都回不来的。”那时候我七岁左右，有悲苦之想不容易，我想一般人七岁时不会这样想的。因为我一辈子不能动，不能跟人家一起玩，所以永远做一个旁观者，这跟我一辈子做历史研究有相当的关系，历史学家也做旁观者。

抗战是我非常重要的记忆，看见人家流离失所，看见死亡，看见战火，知道什么叫饥饿，什么叫恐惧，这是无法代替的经验。

抗战时，经常要逃离日本人的侵犯，因为我父亲做经济委员会委员，工作就是供应军粮民食，所以不能离前线太远。八年抗战除了最后一年多在重庆安顿以外，都是跑来跑去，因此，我幸运地看到了中国最深入内地的农村，看见最没有被外面触及的原始原貌，不但是山川胜景，还有人民的生活。作为旁观者，我常常被摆在一个土墩上、石磨上，搬个小板凳，看着人家工作，所以我对农作的每个细节都可以细细地看。

所经各处都有许多故事。因为我不能离开父母旁边，所以我父亲有时候会告诉我一些故事。后来在重庆一年多，我的兄弟姐妹都不在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父亲在第五战区和李宗仁的关系搞坏了，被调回重庆，赋闲在家。他老人家念书，我在旁边跟着念，有时他也讲一些事情给我听，有时他跟母亲谈话，我也可以听到一些。因此，我一路旅行、逃难所经各处，和后来我看的《三国演义》就连在一起了。那些都是三国战场，荆州本来就是战场，鄂北一带就是新野，我们走的路就是三国时期的路，对我很有帮助。后来我念历史就反刍，比如从荆州往北，就是上千年青石板的官马大道，旁边有亭子，里面有行人可以喝茶的地方，挂有草鞋，行人可以取一双草鞋走，但是当自己有钱的时候，要贡献一些，这是全国通例。茶都是当地老百姓奉的药茶，一个茶桶，一个竹勺，两个土碗，在夏天放了药，又能解暑，又能防疫。官马大道边两排高高的枣树，青石板上千百年来大车轧的痕迹都是清清楚楚，这些当时没有人告诉我，后来回想就明白了。

第一章　抗战岁月（3）

在抗战逃难中，我是被背着走的，在湖北是背在背上，在四川是背在背篼里，我父亲单位里总是有身强力壮的人背我。在湖北逃难时，有一次我们在船上，日本人扫射我们的船。在湖北靠近南阳的路上，看见日本人赶着大群的难民，扫射难民。在那种经验里长大的孩子，心里快乐不起来。

我父亲那时候已经转为文职了，我们听到前线讲的许多事情。我们在荆州时，前面江防断了线，日本军队上不来，中国海军沉船阻挡日本海军上来。能上来的都是比较小的船，中国海军已无船可用。我们住在江防司令部的所在地，这里的几个年轻海军军官带着炸药，准备划条小渔船半夜出发，连人带船去炸日本的军舰，悄悄地摸到日本军舰的后面，小船拴上军舰，一起爆炸。我们为军官送行，半夜三更起来，说是廖队长要走了，母亲来送他，父亲以将军的身份向他行军礼，壮士一去不复返！这种经验，安然逃到重庆的人没有，余英时在安徽山里也没有。所以，我恨日本人。但是，我反对战争。

抗战期间在中国各处行走，对我后来研究历史非常有帮助。譬如我写《汉代农业》，真正农业的操作，一般读书人不知道，因为我看懂了，反刍。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就交通而言，日本人占领了东南，我们最西的一条铁路是平汉路、粤汉路：北平到汉口，汉口到广州。这条路以西，只有一小段铁路。我父亲原来在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组织运输网，今天没有办法理解：他要花很大力气去编组有橡皮车带的大车队，将旧胎翻新重做，设计得像火车一样拉成一串，没有汽车的时候，可以套牲口，也可以由人一前一后拉着走。这种设计使运输量比普通的独轮车、牛车、马车、驴车要高。

我看到了农村的社会组织，华中一带宗亲组织不是很强，每一个地方，大概有一户强大而有势力的人家。这一带从湖北、湖南到四川、陕西，袍哥的组织很强，地方的自卫队力量也很强，像河南的红枪会，湖北北部也叫红枪会。所以我对传统社会相当清楚，因为亲眼看见过。而我父亲知识面非常广博，对我教育，其实就在日常的谈话。

救亡与启蒙

在那个时代，救亡压倒了启蒙。在日本加紧脚步欺负我们的时候，救亡占第一位，国将不国，不能谈别的，所以抗战时大家愿意接受蒋介石一人的领导，也是为了集中力量抵抗敌人，一切都放后。那时候左倾的年轻人往延安跑，也是希望国家可以很快统一强大，在我同时代、比我稍大的人，死心塌地接受毛泽东的领导与社会主义，为什么？为了“中国”这两个字，杨振宁就是这种心态。房子起火的时候，救亡是第一。

当时一切以救亡为主，日本飞机“轰轰轰”天天在头上。我逃亡的经过，没讲得很惨，再讲我自己会哭。火光血影，流离失所，生离死别，人不像人。有一些人为了生存，像野兽一样，我们恨他气他看不起他，但不忍心责备他，他困兽犹斗，为了保全自己。还有一些卑鄙的人，发国难财，我们恨他，但他也是出自野兽的本能。许多人把国家放在前面，其实，也是兽群合作抵抗的心态。

八年抗战，除了第一年半吃饱饭以外，后来就吃不饱饭了。四川一省要负责全国军民的食用，因为其他省份生长不够。我们配给是一个月二十七斤，得剔除小石子。每天早晨母亲做活，教我拣清楚米，我能拣出八成就不错了，另外两成是不能吃的东西，不是生产过程故意的，是国家不够用，掺了杂。蒋介石枪毙无数粮官，每两年枪毙两个，像曹操，借人头，没办法。每个人都吃不饱，野菜、玉米秆、番薯，都是粮食。现在流行有机食物，番薯还是很有营养的。

第一章　抗战岁月（4）

当时的学校，老师黑板上写，学生底下抄，刻钢板油印讲义，没有蜡烛，没有电灯，只用小油灯看书。铅笔要用到极短，后面拿竹竿插铅笔头。如果没有铅笔，拿一块木头、竹子，削得尖尖的，烧一烧。写字都用灰灰黄黄的再生纸，最好的纸是竹皮纸，舍不得用。街上每天印的报纸是黑色、灰黄色的纸头，看不清哪个是字哪个是纸，油墨不是现代油墨，而是桐油加炭。我们这辈人眼睛都坏，鼻子不通。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闲心去做什么启蒙？

整个时代的风气完全是为了生存。在沦陷区里，战争很快就过去了，资源还在，租界里过得比我们好多了，所以纸醉金迷。张爱玲的小说还敢存在，她的书里看不见救亡。

惨烈的胜利

战前至少十年时间，百姓只想救亡，来不及启蒙，中国是在和亡国的时间赛跑。

从“九一八”开始，中国就知道日本一定要打来，每年有几个事件，日本人搞点小花样。蒋介石部队在江西打了胜仗，日本人就搞出是非，部队赶快调到北边去，让江西喘口气。不止长征以前，八年抗战，亦复如此。

中国还要付外债，甲午战争、庚子八国联军都有大量赔款，这赔款是向银行借的，不因国体改变就不用还债。我父亲收的关余，十块钱的关税，关余只有八毛，九块二毛由洋税务司收后汇到伦敦去，零头才是中国政府的收入。

蒋介石极盛时代能够掌握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他要和北方军阀打，必须借助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蒋介石追共产党的长征部队，为什么不能追下来？贵州的军阀不要蒋介石进来，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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