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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表演方式呈现给大众。由于电视具有灌输式的超级话语霸权，所以电视主持人早已被大众等同为记者化身。在高度组织化的技术分工下，电视记者表现得更像演员，表演成分远大于记者的职业要求。比如化妆，连被采访嘉宾都需要化妆。每次我到电视台客串，都被要求往光头上涂脂抹粉。我又不是演员，这与记者要传播的新闻内容有什么关系？这是对记者职业的侮辱！他们花在描眉画眼上的时间，远远超过用在稿子上的工夫，或者本来就是由人捉刀代笔，只须挤眉弄眼，故作深沉，面对摄像头上面的提示器，装模作样念一遍蒙事。因此，许多优秀的电视记者（主持人）顺理成章地蜕变成影视明星，而像里根总统那样由影视演员变成政治家、作家者则凤毛麟角。

学校教育中的知识、技术、装备、手段严重落后于社会，这也不是一两间武装到牙齿的电教室就能解决的。

有一次，我和新浪博客副总张国伟侃大山。我说张国伟你可以去任何一所大学开一门“博客传播”的课程，因为没有人知道博客、“不推不长”、点击率……是怎么形成的，只有你和极少数人洞悉这背后的一切。当然我也知道一些，但我不能操控它，你不仅洞悉，而且全力操控—你控制着中国最大的博客运转，操控着世界最大的博客运转。张国伟当即就说，技术是死的，人是活的。知道这些技术数字背后，有思想力量的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博客时代也会过去，一种比博客更依赖技术，结合声音、图像的流媒体可能即将粉墨登场，并最终挤垮博客。可是，有哪所大学能跟得上博客的发生、发展、衰亡呢？博客不仅引导着传媒的焦点，还间接控制了巨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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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5）

今天的技术时代，让图像的传播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便宜，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容易。小的时候没有多少人有照相机，照相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像今天一开始我讲到的，我靠一台宾得（Pentax）相机创建了中国政法大学摄影协会，海子还有其他很多好玩儿的人都是我的会员。那时候，摄影是让人羡慕的高等职业，可以远离体力劳动，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当时的宣传部长解战原老师偶尔给我们报销一些胶卷费，剩下一个胶卷尾巴就是天大的美事了。

喜欢照相是人的本性，即使不会照相的人，也喜欢被人照相。美女喜欢被貌似专业的人摄影，并把这看成是社会对自己美丽的肯定。摄影在中国，从一开始就被列入宣传的一部分—宣传有寻找、锁定、扩大、夸张、传播和灌输的意思—在世界上也是如此，戈培尔博士就曾送给隆美尔元帅一台特制的徕卡相机。

我1986年开始接触新华社，1987年1月进入新华社摄影部传真组当传真编辑。我的工作是每天在众多国内照片中挑选一些具有普遍价值或市场价值的照片，复制成传真照片，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传真”。传播的传，真假的真。言外之意，是我告诉你真实的事情。

举个例子吧。现在是12月，12月有12月的新闻特点，比如“一二·九”，于是我会在12月7日、8日找个大学转悠转悠，当然首选我熟悉而又有明显地标或者象征意义的学校。于是我去了北大，寻找符合我党宣传模式的典型瞬间，拍摄下来。我把拍完的胶卷交给冲印车间，然后去食堂吃饭。吃完饭的时候，胶卷已经冲洗完毕，接触印像，拿到一大把小样。我把最符合要求的小样挑出来，在上面画剪裁线，使图像更加紧凑，然后给这些照片写图片说明。之后，把由小样和图片说明做成的稿子交给编辑，编辑按照新华社当天的发稿要求，重新审核，检查错误，签上编辑姓名，加一个稿面，呈送摄影部值班室部一级领导审批。如果这张照片事关重大，还要呈送更高一级领导审阅，有的时候是社领导或更高一级，直至中南海。

层层审阅后，签名，决定发给《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还是其他报纸。楼下的新闻车间立即开始调底片，放大，显影，定影，水洗，烘干，粘贴说明。最后，发稿组则把照片分发给不同的报社、杂志。小的报刊派一辆摩托车来，比如《工人日报》；《人民日报》是一辆“上海”，《解放军报》是一辆“伏尔加”。

其中最讲时效的一类照片会采用传真的方式传送给新华社各地分社，再由各地分社用普通照相机翻拍，再把翻拍的底片复制放大，提供给当地报纸使用。

这类照片要冠以“新华社传真照片，北京××××年××月××日”的抬头，下面是图片说明，最后是“新华社记者×××摄”。

英文把图片说明叫caption，意思是标题、字幕、说明，从表面看这个词与cap（帽子）有关。这是因为以往的图片传真都是模拟传真，不是数据传真，无法压缩，很费时间。比如当时路透社的标准传真照片是8×10英寸，根据1英寸分钟的速率，传一张普通黑白照片至少需要10分钟。为了节省时间、节约金钱，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的标准传真照片都要求将图片说明贴在照片上端，像“帽子”一样。这样做可以让接收方最先收到图片说明，知道10分钟后将收到的全部内容，由此决定取舍，安排版面，提高新闻时效性。不过新华社似乎不在乎传真费，而且基本是根据图片画面决定这张照片的去留，所以要求记者把图片说明贴在照片下面，失去了帽子的作用。但我在海湾战争期间为了节省电话费，不得不把图片说明贴在照片上端，这样我老板就能预先知道我要传的内容—唐老鸭要传真这个破内容，让他别浪费钱了，或者说这个内容太重要，再来几张深入报道的。由于海湾战争期间照片每张必用，所以贴在上和贴在下也没有本质区别。但是我左右的外国记者都是先发说明，后发图片，我入乡随俗，也受到了与国际接轨的影响。

新闻时代的旧事（6）

现在图像获取、传输都是数字，可以无限制地压缩，大大节省了时间空间，图片说明在上在下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2006年秋天，“索爱”造出了320万像素的手机，用它拍摄的数码照片可以黑白印刷《人民日报》的一个整版。假如我在危险中拍摄一张照片，拍完之后可以立即用短信方式发走，成本只有几块钱。所以说在今天，警察如果想封锁现场，没收相机，曝光胶卷，已经变得很困难。早在警察干预之前，记者就有足够的时间把已经获取的影像简单、轻易地传走。即使警察没收这部手机，手机也已经完成了拍摄、传真功能，被没收了也不在乎，两三千块钱嘛。

影像的获取和传输，廉价得超出想象。

没有思想的照片没有任何意义

10天前，我去中国摄影家协会，给李前光送《一个人的远行》。李前光是摄影家协会秘书长、党组书记。他认为“语像”的提法很有新意，照片也好。我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越我们的思想。

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傻瓜”数码相机的技术就足以应付我们日常的新闻发稿。然而任何事物都必须有思想。就像大学一旦没有思想就是一堆建筑物，最重要的教育是培养学生有价值的思想能力。同样，没有思想的照片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一堆图形。

我们小时候国家穷，把人当机器教育，老师总拿“螺丝钉精神”说事儿。我们的榜样是苏联老大哥，只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就能用上“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我们的理想是机器社会。

我刚进新华社的时候，机器比人值钱，只有安放昂贵机器的图片传真室才有空调。盛夏酷暑，想找地方凉快一下，只有趁发传真之际才能享受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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