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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当时王观澜正在读高中的女儿海燕，看了报纸上的宣传，十分兴奋。回到家中，就把这些“大跃进”的新闻讲给爸爸听。

没想到爸爸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反问了她一句，“这些新闻可信吗？”女儿海燕这下被弄糊涂了。她迷惑地悄悄问妈妈，爸爸是不是有点“右”，徐明清告诉女儿，爸爸从来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

就在这年秋天，王观澜家种的花生丰收了。为了从实际出发教育孩子，他让儿子、女儿把花生都挖出来，称一称，然后算算亩产多少斤。算完后，王观澜问海燕，“你看，如果一亩地真能产上万斤，不是要从地上铺起一尺多厚，你相信吗？”

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不能把良好的主观愿望，去代替实际的科学知识。你们今后切忌不要浮夸，任何时候都得保持冷静，老老实实地做人。”

1961年春节前，王观澜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一个文艺晚会，正好遇上毛泽东。两位相识30年的老战友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拉着王观澜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及徐明清和孩子们的情况。然后，毛泽东开玩笑地说：“进城以后，你不来看我了，咱们疏远了。”

王观澜也说，您太忙了，也不像在江西和延安时见面那么方便了！的确，进城后，王观澜与毛泽东的联系并不紧密，当时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王观澜对此十分冷静，不跟风，不吹捧，他曾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但他是人，不是神。”

这次与毛泽东见面，让王观澜的内心难以平静。他几次想向毛泽东反映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但又感到不是合适的场合，几次欲言又止。回到家里，他反复思量，觉得还是通过写信反映情况比较好。

于是他和徐明清商议，以徐明清的名义并执笔，他俩共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直抒己见，痛陈时弊。信的内容如下：

主席：

昨天晚上，观澜见到主席，主席还记得明清，我很感激，也很感动。观澜病重时，主席给以极大的关怀、帮助，我们才有今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在中国革命中的舵师作用，将永载史册。

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好和坏、内和外、敌和我、公和私、上和下、大和小、进和退、黑和白……。广西二三千，震动那么大，如果二三万、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或者数目更大，面积更广，又将怎样呢？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世英明，处处争取主动。我的海燕已闭经4个月了，李讷怎样？李讷应改为毛讷了吧！

此致

敬礼！

明清

1961年1月25日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仍十分严峻，王观澜也考虑到了这封信可能引起的后果。

信写好后，他郑重地把三个都是党员的儿女叫在一起，说明了为什么要给毛主席写这封信。王观澜说，说真话，可能会受到打击。但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我们一定要反映真实情况。我是共产党员，豁出去了，最多丢官。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如受到了打击，不要害怕。”

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寄给毛泽东，因考虑到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并担心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当作普通信访处理。王观澜特意让徐明清套了三个信封，最外边的信封写的叶子龙收，中间的信封写的江青收，最里边的信封才写的是毛泽东亲收。这封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三天后，毛泽东亲自从中南海给王观澜打来电话说“信收到了，谢谢！”

知晓了毛泽东对信的态度，王观澜夫妇这才放了心。特别是王观澜，兴奋得几夜都没睡好觉。

徐明清记得，大概是在1962年初，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前夕，有一天晚上，9点多了，毛泽东打电话来，请王观澜去钓鱼台一趟。王观澜回来说，主席那天站在门口迎接他，特别客气。两个老战友一直谈到很晚。

不久后，毛泽东就提出，全党要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吞吞，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王观澜夫妇目睹了毛泽东胸襟坦荡，重视老战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正视问题，采取果断措施，纠正错误，迅速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的做法，深受鼓舞，也对未来愈加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以后，无论遇到顺境还是逆境，王观澜都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不唯心，不唯上，只唯实”。

特殊年代的勇气

13、那时敢讲教育重要，科学重要，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

1962年底，中央农村工作部撤销后，新成立了国务院农林办公室，王观澜被任命为农林办副主任。1964年，他又兼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这期间，他以发展中国农业和农业教育为己任，努力探索农业教育改革和培养人才的路子，做出了许多努力。

原农业大学教授、老校长毛达如先生在回顾农大办校史时曾说过：“60年代初，王观澜任校长时，由教授、教师、职工学生代表组建校务委员会，着重突出教授在办学中的主导作用，决定和咨询学校的重大事宜，带领学校不断发展。”毛达如认为，这一“大师办学”的新理念虽然一度受到争议，但从现在看来，还是值得提倡的。

由于长期从事农村和农业的领导工作，熟悉和热爱农村、农业和农民，王观澜在农业领域有了许多理论和实践的建树，被公认为党内的农业和农民问题专家。当时中央和国家机关也流传一种说法，在党内领导人中，最懂得农村、农民的有三位：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邓子恢，还有一位就是王观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高等院校首当其冲，王观澜被农大红卫兵作为“走资派”打倒，还抄了家，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天天押着他在市里批斗、游街，甚至还拉到外地去批斗。北京市造反派召开数万人“批斗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也把王观澜作为“集团成员”拉去批斗。康生甚至指示红卫兵：“王观澜要开大会斗六次。”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也被作为叛徒隔离批斗。

王观澜在当时极度混乱的年月中，一再感慨叹息，说：“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现在刚刚恢复，又来了。”他默默忍受着无情批斗的痛苦，不久，周恩来从农林口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有关情况，立即指示农大红卫兵恢复王观澜的自由。在后来“靠边站”期间，王观澜并没有消沉，他一边写检查，一边参加劳动，每天清晨都沿着农业大学附近马连洼到颐和园的马路长途步行，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他要恢复和保持自己的体力，默默地准备重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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