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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提出把王观澜“解放”出来，参加工作。然而，一些人却把那些将王观澜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材料报上去。周恩来极为生气，逐一批驳说：“王观澜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打倒！”

第二年春天，农业机械部部长（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不幸去世。在八宝山的追悼会上，周恩来看到了多年不见的王观澜。他心情沉痛，激动地紧紧握着王观澜的双手，关切地说：“没有浮肿吧，没有心脏病吧？看你气色不错，身体还好吧！接着连说了三次：“可以工作！可以工作！可以工作！”。

事后，王观澜作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开始工作。当时王震和王观澜等都是业务组成员。他们经常一道深入各地农村，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不断向周恩来汇报。

这时，王观澜仍没有忘记在“文革”中被迁去陕北甘泉县清泉沟的农大师生。他不仅前去看望那里的农大师生，还通过写信和向上打报告，极力促成农大的尽快回迁。

1972年12月，王观澜在一次“关于农大搬迁问题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他指出，“现在中央提出，1980年全国要搞8000亿斤粮食，我们农业部门的任务很重大啊！我们靠什么，要靠科学，要靠群众。”

他还说：“‘文革’中，都不愿要大学。我们不要把大学当包袱，要让大学为生产建设服务。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大学，一定要与发展全国的农业生产联系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当时“文革”极左路线盛行的历史背景下，他也刚被解放出来，仍然敢讲教育重要，科学重要，这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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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中国农民问题

14、最后心系的事业，系统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却因所谓“江青问题”而入狱。王观澜忍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继续坚持工作，他多方设法反映农业大学在陕西、河北涿县办学的困难，争取各方面的支持，终于在1978年11月，经中央批准，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得以迁回了北京原校址办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观澜退居二线，担任农业部的顾问组组长。他不顾年高体弱，先后到陕北老根据地，沪、浙、闽、赣、苏五省市和河北保定、安国等县农村调查，每次外出前都要草拟调研大纲，回来后，认真撰写调查报告，不仅反映农村实情和问题，还为中央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政策性意见，充分发挥了为农业献计献策的作用。人民日报曾有一位记者问他：“从您长期从事农业领导工作的体会来看，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王观澜沉重地说：“一言堂，一边倒，一刀切，一阵风（一窝蜂），把我们害苦了！”

作为一名几十年从事农###动和农村发展工作的老战士，王观澜把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农业、农民和农村建设，对农村和农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他退下来后，心中首先思考的，仍是要深入实际，了解“三农”问题，特别是要系统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

他请来北京农业大学的四位教师协助他工作，只要不外出视察和开会，他就把几位教师请到家中，一起商讨研究大纲，或回忆和讲述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他对搜集和整理原始资料非常重视，亲自与中央档案馆、新华社、农业部等部门联系，请他们帮助提供资料。

徐明清记得，当时新华社提供了一批当年老区办的《红色中华》等报刊资料，王观澜认为这批资料十分珍贵，因那时没有复印机，他就专门请了一位摄影师帮助翻拍，整整忙活了两天，才将这批报刊资料翻拍完成。王观澜到外省考察期间，也不忘请人专门收集各地农###动的资料，为今后的系统研究打下基础。可惜的是，这项系统研究农民问题的工程正在继续，王观澜却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1981年9月，王观澜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保定、安国、博野等地连续考察了两个多月，并亲自起草调查报告，11月底赶回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四次常委会议。会后，他感到身体极度疲乏，病倒了，12月23日被送进北京医院。这时，他已身患胰腺癌，并转移扩散。入院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82年1月19日在北京病逝。

虽然，王观澜最后心系的系统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事业未竟，但他的英名，却长久地留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在了现代中国农业发展和研究的历史进程中。

坐飞机扔手榴弹的父亲

熟悉中###史的人大多知道陈昌浩，在共产党初打天下的年代他曾经大名鼎鼎。鄂豫皖苏区至今流传着关于他的故事：比如他曾坐着红军缴获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朝敌军扔手榴弹。后来他出任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政委。

然而在令人扼腕的西路军失败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陈昌浩的地位一落千丈，他的后半生几乎不为人知。父亲的特殊经历，多多少少会对子女产生影响，陈昌浩之子陈祖涛的人生的确不同寻常。然谓之不寻常，却并非全缘由父亲，漫漫人生是他自己走过来的。

承蒙欧美同学会的联络，我得以再三再四地坐到陈祖涛的办公室里，和他一起悲喜跌宕于半个多世纪前在苏生涯的回溯。他是那种从外相到精神根本不会让你往“老”字上联系的人，和比他年轻20多岁的我在一起，好像更富活力的却是他。正是由于他那过人精力和记忆力，使我聆听到不该遗诸史册的故事。

与周恩来一同飞赴苏联的红色少年

1、毛泽东首肯，他和父亲飞去苏联

1939年的8月末，因为众所周知“坐骑受惊事件”，周恩来右臂粉碎性骨折，若再在缺医少药的延安延误下去，将落下严重残疾，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同他赴苏联医治。恰好陈昌浩亦因久治不愈的严重胃病难于正常工作，中央决定也让他到苏联诊疗。

他们离开延安的日期定在了8月27日，临行前夕，陈昌浩突然对陈祖涛说：“我想带你去苏联。明天来的要是架大飞机，我就带你一起走；要是小飞机，你就乘汽车、火车去苏联。”经历根据地生活的孩子，都知道苏联，那是父辈们景仰的革命圣地，那里的今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明天，父亲要带他去那里，当然令他喜悦。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骑着马带着他去了杨家岭。陈昌浩把带儿子赴苏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陈祖涛还记得毛泽东当时还找出几枚银元，给了父亲。

当天降落在延安机场的道格拉斯飞机，有24个座位，据说是蒋介石亲自指派的专用飞机。陈祖涛可以和父亲同行了，同机还有一位经毛泽东同意去苏联的孩子，是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的高岗的儿子，学名高毅，小名老虎。

由周恩来抚养的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夹在送行的行列中。有人对她开玩笑说：你也跟着养父一起去苏联吧。没想到这一个玩笑竟让孙维世动了心，她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事得由毛主席批准。有人随即牵来了马，她骑上就奔杨家岭而去。一会儿，她绽着笑靥回来了，显然是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请求。

当送行的人纷纷走下飞机的时候，跟保姆一起上了飞机的陈伯达之子陈小达，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无论如何不肯下飞机。他的小名也叫老虎，虎威发起来还真没人驯服得了。看着束手无策的陈伯达，周恩来说，既然这样，就和我们一起走吧。

就这样，飞机载着周恩来夫妇、陈昌浩及孙维世、陈祖涛、高毅、陈小达四个小伙伴，在人们的目送中消逝于天际。他们先在甘肃省的兰州做了停顿，刘少奇的两个孩子也已经中共中央同意送往苏联，先期等候在了这里。于是，4人的少儿团中，又加入了刘允斌、刘爱琴兄妹。

现如今，一同前往苏联的6位少儿团成员，只剩下了刘爱琴、陈祖涛、高毅3　人。“我们每年都要聚一次，只庆幸我们还活着。”陈祖涛意味深长地对笔者说道。是呵，倘若不是因为特殊的变故、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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