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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一家英国的报纸，有着英国式的态度，但我们不仅仅为英国的利益服务，我们关注所有的国家与地区。对，我们受制于这个现实，我们是英国人，受的是英式教育，但我们相当全球化。　　《经济学人》的历史上有一些伟大的编辑，比如创始人詹姆斯·威尔逊、第三任主编白芝浩，他们的主要传统是什么？　　我们被他们影响，但我们并非他们的俘虏。最大的影响来自传统，这是基本的信念—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民主。这些观念来自于白芝浩与他的岳父—也就是《经济学人》的创始人詹姆斯·威尔逊。　　这些基础的信念被继承了下来，同时我们仍喜欢白芝浩关于清晰写作的信念—并没有复杂到无法用普通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话题。我们相信可以用清晰的英语写出专业化的文章，比如金融市场是如何运转的。人们可以用简洁而准确的方式交流，这是《经济学人》始终坚持的传统。我们可以关注生物技术、政券市场或是中国政治，或是格林斯潘。我们相信读者能理解这些，因为使用了相似的表达方式，这是白芝浩的重要传统。　　在19世纪时，英国的媒体主要在与政府作斗争，以争取更多的自由与民主，政治是它们最大的议题。但如今，政治似乎越来越失去其中心位置，年轻一代不再想知道威斯敏斯特在争论什么，你对此感到忧虑吗？　　但新一代对于世界很感兴趣。他们想知道它如何运转，向何处去，他们也想知道怎么赚钱。但政治是惟一值得关心的主题。　　你是对的。在19世纪英国并没有真正的民主，最大的议题是如何建立与争取民主。而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了民主制度，甚至已经不关心自己的政治权力。但我们有了更广泛的兴趣，我们想知道世界的最新进展，而非总是沉湎于老问题。　　《经济学人》的一个最大担心是，它的读者群不断老化，但这并没有发生。我们的读者平均年龄是41岁。这是个很好的数据，它表明我们同时拥有20多岁的年轻读者与70多岁的老年读者。　　19世纪中后叶那个时代，人们仍然相信启蒙运动的信念、理性与社会进步，这种信念是《经济学人》建立的基础。但如今，人们似乎越来越相信人类非理性与混乱的一面，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自信了，这种改变会影响今天的《经济学人》吗？　　进步并非必然，但它是可能发生的。所以，我对启蒙运动的精神持乐观态度。　　我们相信进步性，相信技术造成的麻烦要小于它带来的帮助。经济学与它的分析方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问题。就像我们对于环境问题的态度，它并非如环保分子说的那样悲观与不可改变。恐怖主义是反抗启蒙运动遗产的一种方式。而环保主义者是另一种形态，他们相信经济增长将不可避免地摧毁环境与我们的星球。但我们不相信这一点，这同样是白芝浩与威尔逊的传统，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找到解决方案，以达成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　　对于恐怖主义，我们也抱有类似的信念。我们不是福山（Fukuyamamen）的信徒，以为历史已经终结。我们也不认为每个国家都会不可避免地民主化。但我们相信，民主是可以传播的。    

访谈（2）

1999年你写作了《自由之旅》这篇长文。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们生活在由柏林墙倒塌而带来的对自由的极度自信的状态之中。“9·11”是对这种信念的一个巨大颠覆，对你个人的信念有改变吗？　　不，没有。它令人震惊，但它并未改变我的基本信念。我把它视作对进步与自由观念的一种挑战。是的，更先进的交流工具，科学方式与技术手段加强了恐怖主义的破坏力，但它们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自由的信念。　　所以，“9·11”并非是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不，我不认为它是。它是前进路程中的一个抵消力，但不是转折点。　　那你如何评估美国政府在过去14个月中的反恐行动？　　布什政府取得了很多进步。　　他是对的，他说反恐战争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努力。我们不能指望很快就获得胜利。他在阿富汗问题上取得了很多成功。阿富汗如今正处于一种更好的状态。　　他也使恐怖分子的日子更难过一些。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处决，而另一些则陷入了更孤立的状态。但他并未能使恐怖行动变得不再可能，这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个任务中更关键的部分是如何帮助阿拉伯世界逐步实现现代化，缺乏现代化是恐怖主义横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认为美国需要帮助并鼓励阿拉伯国家更民主化、全球化，鼓励个人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也认为，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该政权已成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障碍。一年，或者两年内，我们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仍不够显著。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与现代化的真正进程还未开始。　　在最近的一期《卫报》专栏上，你催促西方世界更加果断地推翻萨达姆政权，但一些观察家相信，这会引发阿拉伯世界的仇美情绪，并引发新的中东动荡？　　不，不会如此。美国很可能会成功，它会给伊拉克人民带来新开端，也可能给阿拉伯世界带来改革的契机。它同样会有助于巴以和谈。　　我的预测是，通过安理会授权的伊拉克战争将会成功，萨达姆会被推翻，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之旅亦将由此展开。因为战争是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发生的，并且它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支持。　　它不太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仇美情绪。你可以看看1945年的日本，它同样有仇美情绪，但没有人们最初想像的那样大，美国改变了日本政府与国家的结构。　　但现代化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它是科学与技术的现代化，但同时它还是人的思维状况与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比如宽容、民主与人权。你能确信阿拉伯世界真的能够改变他们长期以来的价值观吗？　　可能的。你看土耳其，自从凯末尔推行世俗化以来，它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而最近20年中，阿拉伯世界在人权上的表现并不理想。但我不相信这是由于其信仰和价值观造成的，它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政策造成的。我相信阿拉伯人民希望他们的政府是有效与负责的，尊重人权。我不相信他们的价值体系反对人权这样的观念。我认为这并非价值观的问题，而是政府治理的问题。萨达姆只是个极权主义的独裁者，并恰好是个穆斯林而已。　　美国成为霸权国家已不可避免吗？它是19世纪的英国的翻版吗？　　不，我不认为美国希望自己成为新的帝国。我知道一些人在美国谈论帝国这一问题，但大多数美国人不能接受这一理念。美国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政府不可能过分超越民意来作决定。　　美国政策总是在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间摇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哪个浪潮会占上风？　　是的，伍德罗·威尔逊的国际主义遗产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维，他们希望传播民主与自由的理想。但美国仍会在技术上与一些极权主义国家进行联盟，以确保局面的稳定。我不相信它会像帝国一样去直接控制别国的政府。　　对于硬币的另一面，孤立主义已不是可行的选择。我们的世界已如此全球化，“9·11”同样证明置身事外已不太可能。对于美国人来说，帝国主义是个糟糕的选择，他们很难接受。　　年轻时，你希望做什么？　　我希望成为一名记者。我对于时事与新闻非常感兴趣。我在高中的最后两年开始学习经济学。我对于事物如何发生、人们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感到很好奇。　　那么为什么不成为一名学者或是金融分析师？　　是的，我最初的选择是学者或记者，但最终选择后者。我不喜欢做一个银行家或是从事其他职业。　　《经济学人》是一份与众不同的媒体，而它的编辑似乎也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记者。他们从不满足于单纯的报道，但又非学院派与机构分析师。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我的基本工作是向人们解释事件是如何发生的。《经济学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一直试图告诉人们该如何去做。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不断地说“我相信”、“我认为”是不够的，我们要通过分析与争论来证明我们的观点。很多报纸是意见报纸（Opinion　Paper），但我们更多是依靠建立在证据与事实之上的分析。只有很少的出版物以事实为基础，建立其相应的逻辑推理。    

访谈（3）

《经济学人》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不仅仅关注经济学，它还关注政治、环境、科技、生物技术等诸多问题。我们与经济学家最大的关联之处在于，我们用经济学家的方式来思考，在准确的数据之上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　　那么作为这样一份兴趣广泛的杂志的总编辑，你必须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吗？　　在成为总编辑前，我懂商业，理解经济学。但后来我发现自己必须对中国政治、技术、波斯尼亚、非洲等很多问题都有所理解。这是个伟大的工作，因为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　　谈一谈你在日本的经历，它如何塑造了你的世界观？　　我是在1984年去日本的。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人们试图理解，日本如何与众不同。但我却吃惊地发现，日本并没什么不同之处。日本给我的冲击是其股票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破产。它塑造了我看世界的角度—寻找共通点、常识性，而非刻意强调不同。　　不管是经济学原理，还是个人心理，总是遵循一些普适原则。这不仅是类似于民主的概念，也关乎人们对自己重要性的感觉。所有国家与种族都分享这一基础信念。我前往寻找不同，却只找到类似之处。　　请谈一谈你对布莱尔的个人印象。《观察家》杂志称其为一位后现代总统，因为他善于辞令，却缺乏实质行为；他虚伪，迎合中产阶级的庸俗趣味。　　它的一些观点是对的，但并不全面。托尼·布莱尔映衬了今日英国社会的变化，他遵循了撒切尔的部分传统，但他不够勇敢，不敢进行改革。英国人本身就不够勇敢，他们不愿作出痛苦的改变，他们容易接受现状，不愿作出艰难的选择。　　我们的政治是否正在琐碎化？是否不再可能出现类似丘吉尔那样的伟大政治人物？伟大的政治人物是否还必须是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与观念冒险者？　　领袖的形象常常是被媒体夸张的，时机对于他的影响很可能比他个人的素质还要大。或许你并不接受我的观点，布什总统将成为一名伟大的领袖。他不是伟大的知识分子，但他赶上了“9·11”这个时刻。他可能因此而成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　　2002年11月，英国伦敦    

汤姆·格罗瑟

汤姆·格罗瑟（Tom　Glocer，1959－），路透集团首席执行官。　　格罗瑟领导的路透集团是全球领先的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他也是路透控股的电子证券中介商Instinet公司的董事。格罗瑟同时还是欧美许多行业和公众组织的积极参与者。他的其他身份包括：纽约市投资基金会的董事及其执行委员会委员、新加坡货币管理局顾问、英美工商协会顾问。　　格罗瑟于1981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政治学学士；1984年毕业于耶鲁法学院，获法学博士。　　加入路透集团之前，格罗瑟是纽约Davis　Polk&Wardwell律师事务所专事合并和收购的律师。他曾创办教育类游戏软件开发公司。1993年，格罗瑟出任路透美洲公司的副总裁和副法务官。1995年升任路透美洲控股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兼总法务官。1997年，成为路透拉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负责路透集团在中南美洲的业务。2000年2月，被任命为路透信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同年6月，加入路透集团董事会。2001年7月，就任现职。    　txt小说上传分享

痛苦变革中的路透社（1）

在绝大多数时刻，媒体热衷于轻信与不负责任地下判断。随手翻阅身边的报章，你会发现，对安然公司大肆吹捧与无尽贬损的是同一个人，口气同样坚定、充满感染力。在繁荣年代里，媒体与公众相互帮助以掩盖缺陷。而当困境到来时，一切似乎又都丑陋不堪，人人值得怀疑。　　“只有在浪潮退去之后，你才知道谁在裸体游泳。”汤姆·格罗瑟喜欢沃伦·巴菲特的这句名言。在过去一年中，它成了重思商业世界的朴素的金科玉律。但是，格罗瑟能证明自己穿着游泳衣吗？　　不错，在这个商业信誉严重衰微的时代，格罗瑟领导的路透社依然是全球最值得信任的公司之一。正如他所说：“它有150年的传统积淀下来的道德规范、良好的公司治理和独立的董事会。”　　但是当我们在2002年12月初进入舰队街的路透社总部时，这家世界最大的商业信息提供商的股票价格已跌落至18年来的最低点—从2002年年初的英镑跌至现在的英镑。它的市值在2002年2月高达200亿英镑，今天只有30亿英镑左右。超过2000名员工在过去一年半中丢掉了饭碗。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相信，直到2005年，路透社的盈收水平才可能得到彻底恢复。而汤姆·格罗瑟在2002年10月也承认，未来的一年至18个月中，前景依旧“很糟糕”。　　态度谦和、有着热情笑容的格罗瑟先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为此负责呢？如果你在18个月前走进他宽敞、简洁而富于现代感的办公室时，他还是新闻界眼中最令人惊奇的商业领袖之一。他是路透社150年历史以来第一位非记者出身的首席执行官。他是第一位领导这家欧洲最声誉卓著的公司之一的美国人。同样重要的是，他竟然只有41岁。除去新陈代谢过快的高科技公司，这个年纪最多只能徘徊在最高层的边缘。　　媒体还喋喋不休于他的个人背景与嗜好。在1993年加入路透社前，他是一名擅长兼并与重组的律师，一位技术爱好者，喜欢在业余时间编写软件……总之，他是一位“革命性”的人物，他将改写路透社的历史。他更代表了未来商业领袖的方向：常常被描绘成躲避细节的战略家的CEO将必须了解技术问题。他还从某一侧面说明了美国式的管理模式的优越性。在华尔街丑闻爆发前，欧洲公司一直倾心于美国公司的高效管理。　　“我的工作，以及我的目标和我的使命，就是尽可能努力，让路透社在其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候，将它的旺盛生命力继续保持100年。”汤姆·格罗瑟不认为自己是一名激进分子，却坦言如今可能是路透社151年以来最困难的时刻之一。公司的转型恰好与全球经济的衰退重叠在一起，格罗瑟的勃勃雄心也因此面对重重阻力。自2001年7月成为CEO以来，他一直试图将路透社的主要服务都移植于互联网上。他解释说这个转变主要由三方面组成：首先，他要重组路透社的整体产品结构；其次，他要建立公司内部系统，以提高运转效率；第三，他要致力于将路透社由一家以产品为中心的公司转化为客户导向的服务型公司。　　在某种意义上，汤姆·格罗瑟试图重新定义路透社在当代商业世界的位置。长久以来，外界甚至路透社的内部员工都意识到自己身份的模糊性。在朱利亚斯·路透于1851年创办路透社之后的100多年中，它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新闻机构之一。尽管今天91％的收入来源于金融服务，但它遍布全球的超过2000名的新闻从业者却是该公司的主要价值来源。　　“当我在达沃斯时，我常常要参加两种不同的论坛，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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