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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对于杭州人姚承霖来说，1951年多少有些意外。此前，他是上海龙华机场担任外事交往的负责人，隶属上海市公安局外交管理科，能讲一口漂亮流利的英语，看起来前途无量。此后，他成为一名被镇反的阶下囚，从此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那一年他26岁，老旧的照片上看得出那是一个儒雅、秀气、风华正茂的青年。此后，他经历了劳改、治淮、修铁路、下放、*……而今，这位已经85岁的耄耋老人经常提及公安系统的一位领导对他的评价：“老姚文化程度最高，工作能力最强，但是吃的苦头也最多。”而这句话几乎概括了他一生的坎坷经历。。　最好的txt下载网

旧上海　新上海（16）

意外

1949年之前，姚承霖为了贴补家计，曾担任过一个杨姓国民党军官女儿的英文家教，不想却虏获了这个16岁少女的芳心。虽然只是这个姑娘的一厢情愿，但却给姚承霖后来的苦难埋下了伏笔。1949年，杨姓军官独身去了台湾，留下妻女在上海，靠收房租为生。

解放初期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持续轰炸，特别是1950年2月6日对上海发电厂的轰炸，使整个上海电力供应陷于瘫痪，原本就举步维艰的上海工业雪上加霜，许多工厂停产甚至倒闭，这直接导致大批工人失业。

一天，杨姓少女去收房租，房客们哀求她能缓收一段时间，待找到新工作再补上，但迎来的却是小姑娘干净利落的几个耳光。

没过几天，姚承霖就被昔日的同事客气地请到了公安局，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杨姓少女和她的母亲都在里面接受审问。此时他才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杨姓少女被房客告到了公安局，罪行是“勾结人民解放军进行反革命活动”。而“人民解放军”，指的就是他（解放初期，上海市公安局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管辖，警务人员制服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

就这样，姚承霖莫名其妙便被送往位于虹口区提篮桥附近的监狱里关押了起来。那时他并不知道，就在他被关押后的几天，公安局的一个领导召集大会，向同事们说到：“外交管理科的姚承霖，工作能力蛮强，也蛮负责任，但是你们晓得他是什么人吗？今天我告诉你们，他是台湾派来的特务！现在他在上海设立电台、招揽特务，和舟山群岛有密切关系，和蒋经国也有密切关系！”

“同事们听了都怕了，老姚怎么是这么一个人……”老人苦笑着回忆，一时之间，他们很难将这个平日里勤勤恳恳的老实人与印象中那些阴险狡诈、无恶不作的“反革命”特务等同起来。

事实上，解放后的上海确实进入了多事之秋，“反革命”活动极为猖獗。一方面，由于新旧政权交替而产生的统治真空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大批散兵游勇和难民涌入，与原本就存在的大量底层流氓无产者一道浑水摸鱼。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解放头七个月里，共发生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抢劫案530起。特别是1949年6月上海解放的第一个月里，全市就发生盗案173件，平均每天就有五六起之多；窃案2205件，平均每天更高达70多起。

另一方面，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持续轰炸，留下来的残余势力更是蠢蠢欲动，四处造谣，说什么“轰炸全因共产党”，“国民党回来了，已经在浦东登陆”等等。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到达顶点，台湾更是派出大批特务人员从海外向大陆渗透，意图颠覆*政权。

一时之间，上海的形势非常紧张。但姚承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会和自己有什么联系。尽管解放前他和国民党有过一些来往，也都是工作上的需要，自己属于专业的技术人员，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正是因为看到了国民党的种种问题，他在1949年才毅然决定留下。

因为在同事之中口碑好，工作能力强且作风清廉，姚承霖也很快被新政权继续留用。而解放后的历次审查，他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如今，自己怎么会突然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特务”呢？　。。

旧上海　新上海（17）

镇反

姚承霖并不明白，此时的上海滩早已经是风起云涌。由于一开始对镇反运动并不积极，上海市委的领导已经受到了中央的批评。

1950年6月召开的*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鲜明地肯定了*反革命的极端必要性”，他说：凡是反革命，“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一切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须坚决肃清。朝鲜战争爆发，10月8日，*中央决定出兵朝鲜，与此同时，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千载一时之机”，所以两天后，他便亲自主持通过了“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反革命的工作。

在历史学教授杨奎松看来，“‘双十’镇反，并不是突然的举动，*反革命是新建政后早就决定必须要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唯一的考虑是适当的时机。面对即将到来的抗美战争的强大声势，毛泽东当机立断要求大张旗鼓地清除反革命分子，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时机来到了”；而“基于过去革命的经验，毛泽东相当了解，这种大规模*行动，不仅对*的旧势力会有强大的震慑力，而且会对广大基层民众起到一种相当形象化的政治教育的作用，会极大地树立起新政权的政治权威。对于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

然而与毛泽东下决心乘抗美援朝战争发动“镇反”运动，一劳永逸地扫除内部隐患，根绝国民党特务隐藏的社会基础的最初设想不同，*中央发动“镇反”运动之时，“华东以及上海的*领导人显然相信，上海这时无论社会治安，还是国民党颠覆的危险性，都已在有效的控制之中。他们这时明显地还在关心如何进一步建立执法机关执法，以及司法机关审判的规范，树立新政权的良好形象，和使整个政府行政迅速走上法制轨道的问题”。

正因如此，在“双十”指示下达后，上海接连三个月没有任何行动，毛泽东对此似乎并不满意，他在1951年1月下旬致电上海市委：“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紧接着，他又再三督促上海加大镇反步伐，并对其“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镇反’工作”进行了批评。

经过三令五申之后，上海市委终于做出了积极反应，3月15日，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把上海市委的“镇反”计划转报给了毛泽东，其电称：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10000人……关4000，管3000。正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反革命运动”在上海滩展开了。

劳改

姚承霖永远记得1951年4月的一天，审判长把自己叫到办公室里谈话的情形。

“他说姚承霖，你的情况我们调查过了，你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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